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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记者也出版了不少书,也主要在讲述中国故事。笔者不完全统计了142本中国记者写的书,发现题材多样、种类丰富,主要有纪实类、报道作品集、新闻实务类、报告文学类、评论随笔类、小说类等六类。其中,纪实类作品59本,报道作品集18本,新闻实务类作品5本,报告文学类作品9本,评论随笔类33本,小说类作品18本。

针对59本纪实类作品,可以历史类题材和现实类题材、国内题材和国外题材两个维度来进行了区分。其中,历史类题材图书有16本,占27%,现实类题材的图书则有43本,占73%。可见中国记者的纪实类图书以现实题材为主。此外,中国记者撰写的纪实作品中,国外题材的有12本,占总数的20%;国内题材的有47本,占总数的80%。可见,中国记者的纪实类作品主要以国内题材为主。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发现中国记者讲述中国故事的简要特点:其一、中国记者所写的作品以纪实类作品为主。与何伟、张彤禾、欧逸文等外国记者相似,中国记者所写的书也大都是纪实类作品,集中于中国故事的讲述。其二、中国记者的纪实作品中,现实题材占大多数,但真正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却是历史题材的作品。比如,调查记者圈对《大清留美幼童记》等少数几本书评价较高,其他年轻记者出的书则被认为相对分量不足。其三、中国记者关于国外题材的作品大部分是战地见闻。比如凤凰卫视记者丘露的《利比亚战地日记》《行走中的玫瑰》,新华社记者刘洪的《和沙龙做邻居》《战地记者死亡名单》等。

三、中外记者讲述中国故事的比较分析

从上文的不完全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国记者也写了大量的纪实作品,然而,除少数几部作品外,真正产生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并不多。为此,不妨从多个角度对中外记者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及其影响因素、环境差异进行简要比较。

首先,在采访环境和写作节奏上,外国记者比中国记者拥有更加从容的创作空间。

外国记者在讲述中国故事时,采访、写作和发稿的节奏都相对从容。何伟的写作是在宽松的环境中进行的,他拒绝做某一家报纸或杂志的驻华记者,而是要“自由地安排工作,选择自己的写作计划”。他的收入来自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供稿,“编辑总希望我去采访名人或热点事件,可是我却更想写那些有趣的小人物,有时需要花一年的时间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会跟编辑说我在干什么,因为他们会阻止我说:我不要这个故事,它没意思。”

欧逸文在写作《野心时代》时虽然是《纽约客》驻华记者,但编辑组对他的写作时间没有严格限定。“我在《纽约客》主要工作是去写一些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有意思的人和事。我工作周期一般是两到三个月一篇,有时六个月一篇。这个过程中,一篇文章大概要采五十人到八十人,如果文章题目比较小、范围比较窄,采访人数要少点。基本上每个故事写完,会有两百页到三百页的采访文字。” 张彤禾在确定要写《打工女孩》这本书后,更是从《华尔街日报》请假,打算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采访、慢慢写。那个阶段,她的名片上只剩名字和联系方式,“没有单位挺好的。”

相比之下,国内的新闻机构,对记者的发稿数量和发稿周期都有相对严格的要求。《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斐然在谈到欧逸文的《野心时代》时曾感慨,欧逸文为了等待采访对象接受采访,能耐心地等待每一个人的答应,没有发稿压力,没有点击率要求。“这要是我的编辑,早就该来催稿了,而这要是在竞争白热化的新媒体平台,主编应该来杀人了……” 对中国记者来说,紧张的工作节奏和强大的发稿压力,使得他们往往静不下心来、全情投入,只能利用闲暇时间来赶工,因此,作品缺乏深入推敲和仔细打磨也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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