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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名母亲

2014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栋阴暗的废弃大楼里认识了一个湖北女人。大楼是一家非法代孕地下组织的窝点,女人是个单亲妈妈,一年前在老家生下一个孩子,孩子未满周岁,她来了北京,等着有钱人家挑选她非法代孕。我问她,你不想孩子吗?她反问我,想啊,那能咋办?穷呗。

女人名叫小露,1993年出生,代孕一次赚19万元,如果孕期出现危险导致子宫摘除甚至死亡,老板赔5万块钱。我问她,你了解这件事的风险吗?她看着我,稚气的脸庞上全是迷茫。

春天的时候,我认识了另一位母亲。她的工作,是在患者即将离世的时候,说服家属捐出器官。她常常被怒吼、推搡、咒骂,她几乎每天往返于手术室、火葬场和追悼会,她总是凌晨回家,清晨又出发。

我问她,这份艰难的工作你做了四年了,最难过是什么时候?她说,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儿子才四岁,每次我早出晚归,回家的时候他都睡着了。我们的交流,就是儿子每天睡前,都会悄悄把我早晨出门时朝外的拖鞋,调转成朝里的方向,摆家门口等我回家。说到这里,她哭了。

这位母亲叫李翠英。2010年,中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截至2014年3月31日,共有4382余名患者得到救治。李翠英是一名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四年里,她牺牲了无数个陪伴孩子的周末和夜晚,一个人,完成了湖南全省一半以上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这两位母亲,让我感受到人间百态。记者这个职业,有时会让我记录这个社会的黑暗与绝望。就好像我会遇到像小露这样的母亲,因为贫穷,离开襁褓中的孩子,来到陌生的大城市,希望靠出租自己的器官赚钱。幸运的是,记者这个职业,也让我有机会记录这个社会更多的奉献与大爱。就好像我会遇到像李翠英这样的母亲,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说服他人无偿捐献器官。

不是没有过沮丧,从那栋废弃大楼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社会是不是有很多人病了。可是某一天,在结束了疲惫的工作之后,深夜我刷了一下朋友圈,看到李翠英转发了一条免费救治先天心脏病患儿的消息,她说,让我们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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