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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平台化催生话语新生态

 

媒体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在于其话语空间以及相应的公共空间。有话语空间意味着有用户有客户,话语空间就是生存空间,话语权就是影响力。媒体转型求生存求发展,不仅是一个市场问题、产业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以话语空间求生存空间的问题,与其泛泛去谈新媒体互联网的威胁挑战,不如回过头来认真思考话语空间这个安身立命之本。

一个宏大而切近的背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一个全新概念“国家治理”。治理理论强调的多中心多主体,包括了国家政府、社会组织(NGO非政府组织、NPO非盈利组织)、市场(市场或者市场经济体系所构成的主体)、公民等不同层面的治理主体。从“社会管理”上升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在参与构建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过程中,媒体如何重构自身的话语体系、话语空间?

如果媒体把自身定位为代言人这样一个社会角色,就不能把自己等同于社会治理主体,在媒介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治理主体参与进来,分享信息、表达信息、添加信息、修正信息,赋予新闻报道、市场经营完整的语境,从而将采访报道变成一种内容更加丰富的公共对话而不是单向度的布道讲授,将新闻传播变成一种传播交流活动、一种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活动,将市场经营从单纯的广告对话模式转变成一种由广告到服务到交易三个层面既各有侧重又互相融通的公共对话模式。媒体自身的立场作为根本的界定,也不能被网络、民意和市场绑架,这时候即便一时做不到打通不同治理主体的话语场域,也要能辨别不同的语境和话语体系的切换。在打通与切换的渐进过程中,学会以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找到能适应和被接受的新闻语法,进而学会以服务专业主义、产业专业主义的要求,找到能适应和被接受的服务语法、产业语法。

以立场立足,以表达发声,以边界界定,以服务服人,以融入融合,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媒体的生存之道得以再现。秉持这样的原则性认识,也可试着进一步将媒体平台细分成五个方面,或者叫话语空间的五个立面:

思想平台——独立思考、价值判断;

意见平台——独立表达、凝聚民意民智;

批判平台——批判性、建设性兼容;

服务平台——新闻性、服务性兼重;

全媒体平台——价值融合、产业融合。

这五大媒体平台有温度有态度,虽不是腾讯微信、阿里淘宝、亚马逊那样的互联网信息大平台,却层次分明,多姿多彩,又互为支撑、互为补充,组成一个可平衡可扩展可持续的话语生态系统、信息生态环境。前三个平台是媒体作为公共产品应该承担的责任。服务平台指媒体的企业属性、市场属性,在转型求生存求发展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需要重视、需要建立、需要强化。全媒体平台包容前四个平台,它既在媒体精神、价值层面,也是产业、运营层面的;现在是媒体内部自有开放平台,未来就是面向行业、面向社会的开放平台。

从媒体平台化到话语新生态的生成,推动力来自内外两方面。一是在媒体内部变革中重构生存发展逻辑,以这五个平台作为自身话语空间的支撑型场域,有能力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转换、组合,从而构建起媒体自身话语小平台、小生态、小循环。二是与大平台大生态大系统实现有价值的对接,从而构建起一个多元共生、互通互联的公共话语生态系统,使媒体、用户、客户以及所有的参与者,在妥善经营、平衡进化的生态圈中彼此相依而此长彼长,涵养一方水土。

 

本文首发自《中国记者》杂志每月评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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