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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编辑去哪儿了?

——访中、美、英、日媒体人和研究者,

看新传播格局下的人才变化

                          

                                                        □ 本刊记者 王清颖

   

陈峰:原《新京报》时事新闻部主编,PPTV副总裁兼总编辑;现任网易副总编辑

王雷:原《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云南信息报》副总编;现任腾讯微博内容运营总监

许成均:原《南方都市报》战略发展部研究员;现任奥一网首席运营官、南都报系全媒体运营委员会秘书长

蔡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冯楚涵:原北京某电视台记者;现任新浪微博编辑

Richard Cole: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学院荣誉院长

Laura Ruel: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学院多媒体新教授

Mark Schultz:美国《The Chapel Hill News》资深编辑

佐藤史子:日本某电视台资深记者

D.J.Clark:英国博尔顿大学多媒体新教授,资深多媒体记者

传统媒体正日益成为一个进口窄、出口宽的倒置的“人才漏斗”。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仅约1/3进入媒体,媒体中的成熟记者,不少人一过35岁便忙着转岗改行。

这是一个从实践中来的问题,笔者访谈了10名从事媒体和研究媒体的人,整理他们对这一现象的亲历、理解,出人意料的是,尽管他们来自不同领域,观点却是惊人一致,不外乎媒介生态环境、自我实现和新媒体的冲击三个方面,只不过在着墨上各有侧重。

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年代,新闻事业需要在“上层建筑”和“市场法人”身份之间做出选择和归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双重属性的提出,终结了这场大辩论。这个认识上的飞跃,带动新闻改革的突破,出现新的新闻事业管理模式,但它终究没有解决“归位”问题。在实践中,更靠向事业,还是更靠向企业,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自由裁量。不可否认,在从“边缘突破”向“中心突破”的新闻改革过程中,新闻生产者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理想得到舒扬,但也有些新闻人的理想则在凋萎。

记者这个职业:从不现实到现实

冯楚涵是80后。曾经,她作为一名传统媒体的记者,每天做“差不多的事情”就是讨论选题、采访、写稿,但选择新媒体来“挑战自己”,源于她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认识。“新媒体平台分走了大量广告,很多传统媒体的广告大幅下滑,这直接影响到记者、编辑的收入。我还年轻,对于我们这样没有编制的新闻从业者,生活的压力需要我客观面对。”

冯楚涵的情况并非特例。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和媒介融合的推进,越来越多像冯楚涵一样的传统媒体人正在“转型”。而“转型”的第一原因很多是基于收入问题。

“青春饭”“临时工”这些曾被记者贴之于人的标签,最终贴在了自己身上。身份焦虑是中国人的时代病,而编制是“新闻临时工”内心最深处的隐痛。

从2002年起,大多数新闻单位开始不设编制,极少数提供编制的大报炙手可热。新闻毕业生不愿意进媒体是假象,真相是学生对享受准公务员待遇的媒体趋之若鹜,对无保障的“新闻民工”招聘有所顾忌。而媒体一方面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人才需求,又对新闻教育培养出来的半成品兴趣索然,所以双方带着各自的需求在互相闪避。

弹性雇佣制造成年轻从业者保障体制的逐渐解体,钱就真的成了问题。在全民抱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的背景音中,大多数记者的工资根本就未参加这场赛跑。

“说实话,新媒体对媒体人而言除了收入比较高外,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价值更容易体现。”陈峰笑着对我说。与陈峰的话相似的是邓飞(《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免费午餐”“大病保”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他曾经对我说:“十年前我报道的事情,十年后还在继续发生。所以我现在选择做公益,这是个人价值对社会价值最大的体现。”而王雷,也因为“缺乏激励机制,优秀的人才在传统媒体的上升空间不大”跳槽腾讯。

由此可见,记者的工作性质是知识面往广博里摊,仅有的思想和写作技巧变为时下不吃香的东西。

在日本和英、美,相似的事情也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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