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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生书写戍边人的故事

——一位第十二届“长江奋奖”获得者的新闻历程

 

在我幼年时的记忆里,我的父母以及父母的同事们,和我出生的新疆南部小城的许多汉族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总喜欢穿黄军装,却又没有领章帽徽,行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里,会引来诸多好奇的目光,就像一群异类。我问母亲:你们不是军人,为什么总穿黄军装?母亲说:因为我们是兵团人。

                                

                                                                  □ 王 

   

上中学的时候,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一些让我非常震撼的故事,1962年冬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喀喇昆仑山打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父亲的同事驾驶着卡车,昼夜不停地穿行在喀喇昆仑山的冰天雪地和炮火硝烟中,把一箱箱弹药送到前线,送到激战中的阵地上……我问父亲:你们不是军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父亲说:因为我们是兵团人。

以我那时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还不能够懂得父母所说的兵团人,但我隐隐地感觉出,兵团人是一群特殊的人,是背负着特殊使命的。

第一次听到那些戍边故事

1998年,我跟随“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到兵团边境团场采访,第一次听到了发生在边境团场的戍边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诱骗下,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等边境地区十多个县的6万多边民,抛弃了世代栖居的家园逃往当时的苏联。狂躁的边民赶着牛羊,潮水般涌过边界,边境地区的城镇萧疏了,田园荒芜了,地方县、乡政府机关也因为大量人员外逃而陷入瘫痪状态。与此同时,在新疆西、北部中苏边境,苏联单方面划定了一条分界线,将大片中国领土变为“争议领土”,强行实施军事控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央紧急命令兵团立即组织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奔赴边境地区,对边民外逃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边境事务进行代耕、代牧、代管;并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团场带,以此作为国防屏障,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于是,从阿尔泰山到帕米尔高原,在2000多公里长的中苏边境,兵团58个边境团场迅速组建起来,像长城一样捍卫着共和国的西北边陲。许许多多到边境地区执行“三代”任务的干部职工,没有能够返回他们熟悉的城市和垦区,而是奉命编入边境团场,永远地留在了远离城市、远离文明、远离繁华的荒僻、冷寂的边地。为了让那些被强行分割的领土重新回到祖国的版图,几十年来,兵团边境团场的职工群众付出了巨大牺牲。

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

2002年是“伊塔事件”发生40周年,也是兵团58个边境团场组建40周年,我开始采访那些鲜为人知的戍边故事。从阿尔泰山、萨吾尔山、阿拉套山、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到乌孙山,我沿着一座座横亘在中哈边境线上的界山,一路走着,一路采访着,和50多位戍边人及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深谈。在边防部队的帮助下,我还有幸走进了曾被对方实际控制了40年的一片片“争议领土”,清晰地看到了兵团戍边人的斗争印迹,看到了真实的历史。

记得在巴尔鲁克山寂静的山坳里,我采访了一直居住在这里的老职工左吉安。他是“伊塔事件”后从吐鲁番化工厂来到巴尔鲁克山执行“三代”任务的,之后就留下来和战友们一起组建了兵团农九师一六一团,背负起了党中央赋予的使命:在争议领土上放牧、生产,以此来证明这片土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

左吉安告诉我,来到巴尔鲁克山以后,他们就像世世代代以牧羊为生的哈萨克族牧民一样,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一个受农耕文化滋养的汉族人,接受并且习惯游牧生活需要超常的勇气和毅力。一年四季,左吉安和牧工们都在草原上奔波。特别是冬天,转场到冬牧场放牧,两三个人守护着一群羊,在空寂、荒凉、人迹罕至的山谷里度过漫长的6个月,历经的艰辛和困苦难以言状。冬牧场离连队很远,那时马匹又很少,左吉安每次回连队办事,都要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徒步行走4天。

左吉安说,最艰难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转场时在前苏联军人的枪口下通过争议领土上的加卯路和勒黑雅路。这是两条古老的转场牧道,游牧在巴尔鲁克山的我国哈萨克族牧民走了许许多多年。苏联军队控制了争议领土后,就阻止我方牧民使用这两条牧道

加卯路和勒黑雅路转场,是我国公民在争议领土上活动的惟一方式,如果不再走这两条牧道,就意味着我方放弃了对这片领土所拥有的主权。中央决定,我们必须年复一年地从这两条牧道转场。

两条牧道都是蜿蜒在山谷中的小路,狭窄又崎岖。山谷中布满了对方的暗堡,转场队伍接近暗堡时,总会有荷枪实弹的前苏联士兵冲出来,蛮横地阻止队伍行进。但是,左吉安和牧工们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左吉安和他周围的牧工们都是极普通、极平凡的人,可同时又是深明大义、对共和国无限忠诚的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戍边人必须作出的牺牲,只有这么走着,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一天才不会站着异国的军人。

2003年7月29日,中哈两国共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哈国界勘定协议书》正式生效,兵团边境团场两代戍边人用生命守护的我国1000多平方公里领土,彻底结束了由苏联引起的争议状况,重新划归我国行使主权和管辖。左吉安和兵团边境团场40多万职工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历时两年的采访,带给我的艰辛、劳顿、震撼都是刻骨铭心的。边境团场大都距离乌鲁木齐近千公里,每到一处,我都要坐长途班车颠簸八九个小时;边境团场的条件大都十分艰苦,晚上采访完毕回到简陋的招待所,连洗漱的热水都没有。有一次我患了急性痢疾,整整一夜都喝不上一口开水,一把药就硬吞了下去……风沙、饥渴、病痛、孤单,都没能让我停下脚步,因为远方的边境线上,挺立着兵团40万戍边人,他们用半个世纪的坚守和牺牲书写的气吞山河的史诗震撼着我,值得我豁出一切去追寻和报道。

站在边境线上,眺望着最终回归祖国版图的雄峻的山峦、苍翠的森林、碧绿的草原和澄净的湖泊,我泪流满面……我用长篇通讯《历史的回声》《不夜的边关》,表达出了一个新闻记者对这些平凡、普通的戍边人,对这些共和国忠诚的卫士们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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