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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的文字活得比我长”

——对话新华社记者、城建问题研究者王军

 

《拾年》8月面市,9月便冲上国内不少图书销量排行榜学术类第一名。这得益于作者王军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一路积累的个人品牌。在业内,认可王军的人不在少数,但他并不是一个很“火”的人。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是他有意而为的吗?出书和日常工作如何平衡?作为一名强调新闻专业操作的新华社记者,他如何自我定位?他怎样评价西方记者的方法及报道取向?

                                   

                                                        □ 本刊记者 陈 芳

   

二十年,三本书

中国记者: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再到《拾年》,这三本书之间是个什么样的逻辑?

王军:在北京分社工作的十多年,正赶上北京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拆除。我在思考改造和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段历史及其背景,这些孕育了《城记》。

2004年,我到《望》之后特别想知道,北京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和方式推动的。我相信这是全人类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我花了八年时间回答这个问题。我所有文章自成体系,这就是我的第二本书——实际上是个新闻作品集,第三本书也一样。

在北京分社时和同事刘江一起做过调研,希望能够推动北京城总体规划的修编。在过去50年,拆老城建新城,北京形成了单中心结构,使功能过度集中在中心区之内,郊区成为睡眠的新城。市民每天进出城上下班,造成很多不便和污染等。那时我们做内部调研希望能修改总体规划。经过一些争论,我们的意见占据上风并得到决策层支持:2005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变单中心为多中心,保护老城,发展新城。十年了,我个人一直高度关注规划实施情况。为什么?北京是中国几千年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它也在一点一点地消失,但它消失之后并没有给这个城市带来美好的未来。这都跟总体规划及其实施情况有关。而全国的城市都在学北京,中国的城市化又是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所以我觉得北京的标本价值特别大。《拾年》里搜集的是我在不同时期写的文章、提供的一些事实,这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是相关的

中国记者:从1991年进入新华社北京分社到现在,20多年了,有人因高薪跳槽了,有人转岗做管理了。您怎样通过工作获得认可?是什么样的认可让您坚守书桌的

王军: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认可。自我的认可建立在对采访对象价值判断基础上。如果采访对象本身特别重要,不仅对中国,甚至对世界而言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只要按照记者的方式去操作即可。

《城记》出版了英文版和日文版,并进入学者也大英图书馆的编目。当时推荐这本书出版的康奈尔大学一位教授说,这本书是人类知识体系里必须要有的东西。为什么西方学着也在关注《城记》呢?当然不是因为作者是王军,而是因为书的选题是全人类都应该关注的事情作为全球知名的文化遗产的北京城是如何被拆掉的。

中国记者:是什么促使您想要做这件事的记录工作?出书会占用您过多的工作时间吗?如何平衡二者?

王军:在知道要把城墙拆掉建二环路之后,我感到很震惊,但找不到一本书来弄明白这件事。我还听说过故宫也要拆,这可把我吓坏了。这些促使我走进了这个世界。

后来我采访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时,他告诉我西方有一本《文物建筑破坏史》,出版之后引起了剧烈反响。那时我就想,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北京的文物建筑破坏史呢?我觉得把这个过程搞清楚,说小了,对自己的工作也非常重要。我刚工作不久就赶上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城市化推进、房产开发全面启动,北京又一轮拆除也开始了。不了解过去,就无法判断当下。记者最尴尬的就是什么都看到了,却不知如何判断、怎样下笔,因为不了解背景。《城记》就是我花十年为自己的工作搭建的背景。这也确实使我在新华社的工作大大方便了。

中国记者:现在,了解您的人毫无疑问都认为您是一位出色的专家型记者。可是,记者和专家竞争并在某个方面胜出,优势在哪里呢?

王军:这就是记者的工作方式。我并不认为我是专家,我还是记者。专家都是在讨论结果的利弊,而我是在记录一段过程、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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