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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竞争与新媒体征程—重庆篇

 

 

 

 

媒体人转型原因谈

 

                                                                 □ 刘 耿

媒体(本文指传统媒体)正日益成为一个进口窄、出口宽的倒置的“人才漏斗”。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仅约1/3进入媒体,媒体中的成熟记者,不少一过35岁便忙着转岗改行。

这是一个从实践中来的问题,笔者访谈了12名纸媒的主编或副主编,以口述史的方法来整理他们对这一现象的亲历、理解,出人意料的是,尽管他们来自不同报道领域,观点却是惊人一致,不外乎媒介生态环境、自我实现和新媒体的冲击三个方面,只不过在着墨上各有侧重。

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年代,新闻事业需要在“上层建筑”和“市场法人”身份之间做出选择和归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双重属性的提出,终结了这场大辩论。这个认识上的飞跃,带动新闻改革的突破,出现新的新闻事业管理模式,但它终究没有解决“归位”问题。在实践中,更靠向事业,还是更靠向企业,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自由裁量。

被卡在事业与企业转型弯道中的传统媒体,既不能为大量聘用制记者提供体制内的身份认同,又不能提供丰厚的经济待遇作为补偿。不可否认,在从“边缘突破”向“中心突破”的新闻改革过程中,新闻生产者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理想得到舒扬,但也有些新闻人的理想则在凋萎。

记者不是个好职业:从不现实到现实

“青春饭”“临时工”这些曾被记者贴之于人的标签,最终贴在了自己身上。身份焦虑是中国人的时代病,而编制是“新闻临时工”内心最深处的隐痛。

从2002年起,大多数新闻单位开始不设编制,极少数提供编制的大报炙手可热。新闻毕业生不愿意进媒体是假象,真相是学生对享受准公务员待遇的媒体趋之若鹜,对无保障的“新闻民工”招聘有所顾忌。而媒体一方面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人才需求,又对新闻教育培养出来的半成品兴趣索然,所以双方带着各自的需求在互相闪避。

弹性雇佣制造成年轻从业者保障体制的逐渐解体,钱就真的成了问题。在全民抱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的背景音中,大多数记者的工资根本就未参加这场赛跑。

记者的工作性质是知识面往广博里摊,不是深入钻研,仅有的思想和写作技能都是时下不吃香的东西。这样,收入与效力的年限、个人进阶关联不明显,缺少梯次效应。过了而立之年,老板还在叫着“小张、小王”,实习生则在脆生生地叫着“老师”,乍暖还寒时,着实有些不堪。

英美记者刚入行写news,有经验了写story,再接着写feature或comment,记者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字越写越少,见识越积越深,人越老越值钱;我们这里是大小老少一起竞争,一些人只等利用职务之便结网成功,便投身去试这张关系网牢靠程度,通常是在35岁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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