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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化的套用虽然扯人“眼球”,却违背了减少负面伤害的新闻伦理,在公众中造成不必要的行善恐慌——

重建信任的媒体作为

 

                                                                  □ 苟德培

南宋王十朋《次韵万先之读<庄子>》时曾说“王何佐其高,遗害今犹存”,借用此话来点评“彭宇案”的生发与影响颇为合适。虽然“彭宇案”最终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各地类似事件表明,因为彭宇遭遇与公众期待的错位,以及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如何修复、重塑现代社会的公德与信任任重道远,而媒体作为这一系列事件重要参与者,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大众传媒如何追问是与非

老年人为什么“扶不起”?以“彭宇案”为例,无论是彭宇所称的热心助救,还是老太坚持的撞人施救,都在对簿公堂时遭遇证据不够充分、证人不易找寻、事件不易还原等种种困境,结果是各执辞、真假难辨。

大众传媒聚焦于对是与非的追寻,应是出于媒体善意:探求事件真相,还好人一个好报。可是,在难以找寻与查证真相的情况下,面对惶惑并期待真相的公众,有些媒体竟然在揣摩与臆想中“合理想象”,先入为主地为公众植入“扶人却被判撞人,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之类的新闻标题,并在自制的道德浓汤中以义愤填膺之姿陶醉。更可怕的是,一些媒体将“彭宇案”脸谱化、标签化、格式化,遇到类似新闻(即便其实质与“彭宇案”相去甚远)就复制套用,“天津版彭宇案”“郑州版彭宇案”“厦门版彭宇案”……以接连不断之势涌入大众眼帘。

这种冲动、盲目、自我的是非揣定,在“江苏高院院长称‘彭宇案’已和解撤诉,具体内容保密”的糊涂结果中被无所顾忌地放大,并借助大众传媒派生的各种传播方式迅速扩散,让“好人难做,好人慎做”的心理逐渐成为一种“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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