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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新秩序的现状与由来

——国际媒体在非竞争四原则

本刊前两期就“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论题的讨论后,仍有来稿对此发表见解,特刊发出来,欢迎继续交流探讨。

 

                                  □ AJM Shafiul Alam Bhuiyan/文 徐培喜/译

全球传播历史充满着美国的触角。最早时候,美国通过创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奠定美国世纪的基石。在教科文组织中,美国提倡信息自由流通,藉此建立一个跨国的霸权传播体制,以便美国产品与理念主导世界。席勒(Schiller, 1989)认为这个策略将美国的经济、媒介优势与全世界人民试图互相沟通的愿望毫无破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占据了宣传的制高点。美式信息自由流通理念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

二战后,美国在联合国等组织辩称,传播媒介能在成员国之间传递知识与信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Mehan, 1981)。1945年,在筹备成立教科文组织的联合国会议中,美国代表团建议将媒介定义为“传递知识、促进人类和平共识”的最佳手段。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规定该组织“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手段促进人类相互理解,并且通过各种国际协议促进文字与图像的自由流通。”美国利用其欧洲盟友的多数地位,成功地压制了他国提倡的自由伴随责任的理念。

因此,在成立早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提倡信息自由流通理念的工具。美国试图通过这个理念保证美国媒介产品畅行天下。此时,欧洲媒介产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之后一蹶不振,美国媒介产业开始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既为帮助欧洲重建,也为美国媒介公司实现了欧洲市场扩张(Preston Jr., 1989)。以此,美国通讯社获得了更多新闻服务客户;好莱坞获得了过亿的电影观众;美国各种新闻周刊拓宽了国际发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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