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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良心、新闻伦理与监督权

——从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电话丑闻事件说起

                                                                  □ 朱国平

窃听丑闻为何会闹得如此大?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因英国《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的调查而光。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公众普遍批评,缘于《世界新闻报》不仅仅窃听王室、名人、权势人物,而且将窃听的魔爪伸向普通民众、弱势人群。

在英国,媒体往往揭示公众人物的许多爆炸新闻,这些做法虽然难见阳光,信息获取渠道和手法也非正当,但较为公众容忍,因为民众多认为权势人物作为强势一方,应该得到适当监督,从而规范甚至制约其行为。比如当年英国公众对媒体对戴安娜王妃等王室成员的“狗仔队”式采访报道并未表现出很大愤怒,而这次却让默多克多少有了点英国“全民公敌”的压力。

窃听丑闻被穷追不舍,其实矛头指向的是传媒大亨默多克与他的传媒帝国。这还要归咎于默多克掌控的强大传媒机器,为了商业利益而过分干预媒体、操纵政治。他通过资本控制媒体,过分干预媒体报道倾向,违背了西方对于媒体所秉持的所谓“编辑独立”原则,招致广泛诟病。

监督权、知情权与隐私权

在西方国家,监督权、知情权与隐私权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同阶层对这些权利有不同主张。

监督权是民众通过媒体等途径,对精英阶层、公众人物、权势要人行使监督,以制约他们的行为,从而保证公众的利益。而知情权就是民众了解知晓有关自身利益的各类大至国家内政外交,小至社会运行的基本信息,从而使民众的主张、表达和声音得以实现和得到尊重。而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利用、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这三种权利在某种时候和状态下是相悖的。监督往往会扩大到侵害隐私,强调隐私又往往会影响知情和监督的实现。

强势人物往往希望获得更多的个人隐私权,但他们因为拥有很多权力和社会资源,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一旦失控会造成公众利益的较大伤害,因此公众更多地想拥有对权势人物的知情权和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媒体和公众也因此特别希望扩大监督权,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捍卫公众的利益。因此,政府官员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可能会因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被加以限制。

对于强势一方,其拥有更多的权利——尽管许多权利来自于选民与法律的授予,因此相对容易保护自身; 而弱势群体难有更多资源保护自己,隐私权相对难以实现,因而是易受伤害群体,所以他们的隐私权更令人同情。而且,单个的弱势公众对于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又难以与强势人群相比,所以他们的隐私权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从英国媒体报道可以看出,《世界新闻报》及随后被曝光卷入窃听丑闻的几家报纸,因为更多是涉及对弱势群体的不法行为而引起公众广泛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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