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向

反思当今世界传媒秩序的由来,借助世界范围内要求重新建构合理、平衡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努力,思考中国的贡献和方向,推动构建合理的世界传媒新秩序,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摆在中国当代传媒业者、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眼前。

□ 姜 飞

世界传媒新秩序与中国传媒业位置

当今世界传媒秩序的构建与美国的传媒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19世纪中后期美国便士报推动开启传媒产业化;两次世界大战为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凸显传媒政治功能,同时也开始走向垄断发展轨道;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传媒业伴随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向全球传播美国文化和整合世界传媒秩序,将垄断推行到世界范围内,建构了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传媒垄断集团集合话语权的世界传媒秩序。

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的位置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来看:第一,在近80个世界级的传媒集团中,中国仅有3个;第二,信息提供匮乏且被动。目前全球五个人之中至少有一名是华人,但全球信息量只有4%来自华文媒体,远不及四大英文通讯社所占的八成;互联网上90%以上的内容是英语,近些年中文的内容才开始上升,由以前不足5%已经达到8%,但还远远不够。

关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最早的讨论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概念,试图以之来反制由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媒介集团建构的全球传播秩序,建立一种民主、公平、均衡、平等的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体系。这样的理念贯穿着一些学者个人——包括芬兰传播学者诺顿斯登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也贯穿着国际组织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布《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并制订了“1985—1989年建立NWICO的中期计划”。建立世界传媒新秩序的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赢得支持,但由于一些国家的反对,NWICO并没有成为现实。

传媒秩序是政治秩序的副产品,是经济秩序的延伸。没有孤立的传媒秩序,传媒是在商业利益和新闻价值之间找平衡,在媒体使命和文化责任之间走钢丝,在国家利益与世界趋势之间寻方向。如今,中国的传媒业也汇入了这样一个找寻方向的国际旅程。

围绕世界传媒格局重建过程,中国努力的方向

任何时候,“当一大部分人被现有的新闻传播机构长期忽视时,最终总会有别的新闻机构被设计出来以满足这一需要”(埃德温·埃默里 & 迈克尔·埃默里, 1982,p. 159)。1833年9月3日,本杰明·H·戴的《纽约太阳报》的成功创立,正式承认了普通人在通讯界的地位,由此开启了观点纸向新闻纸的转变。正如美国大众化报纸在19世纪中期的涌现满足了大众新闻需求一样,那么,中国提出建构世界传媒新秩序,正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延续,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个长期被忽视、被覆盖、被言说的群体发光的开始,并且,假以时日,或将是一个理想落到现实的开始。

导致对当前世界传媒秩序再次重新反思的,有两大因素: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新媒体的发展。前者改变了世界政治秩序,后者改变了传媒产业结构,二者的变迁凝聚在中国身上,结合起来,引发了对世界传媒秩序的世界性思考。

近日发表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中国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文章提出“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既跨越了历史——从20世纪70年代由学者提出建构世界传播新秩序,联合国热议到最终流产,迄今已经近40年;跨越了国界——中国现任官员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也跨越了文化边界——由此引发两国和多国主流人士的热议,逐渐将这个话题导向民间,导向信息和知识的进一步生产过程,开启一个新的世界传媒秩序博弈的序幕。

但历史是否还会重演?“对很多人而言,提出“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是在回避一个控制权的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深度介入,媒体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个所谓的“公正、理性和平衡”的传播体系?(Price, 2011)。应该说,普赖斯教授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试图通过呼吁“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来应对“不平衡、不平等的国际新闻报道”,但是,1980年代的论战产生了巨大分歧,其中包括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2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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