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地理:在转型中延续历史使命

□ 严艺超

近几年来,开设以本地地理文化为主题的栏目或专版在各媒体中渐成一种风潮。这是媒体增强贴近性的举措,也开拓出一个广阔的报道领域。然而,地理文化报道究竟只是新闻、财经报道的“装饰品”,还是可以提升媒体品质的“必需品”;是供读者消遣抒情的“散文诗”,还是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助推器”?加强对诸多此类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地理文化报道的改良、成熟与持续发展。本刊特集纳两篇相关文章探讨分析,欢迎继续来稿参与讨论。

由乡野调查转向文史研究

《东江时报》“惠州地理”栏目开创于2007年,四年来,“惠州地理”不仅获得2008年度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专栏一等奖,不少版面和文章也获得过广东新闻奖和惠州新闻奖,深受读者好评。

不管在哪个城市,要将此类栏目坚持下来,媒体人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题材。与历史文化资源深厚的中原城市相比,地处粤东的惠州在这方面可谓捉襟见肘。再加上经济高速发展对文化遗产带来的“建设性破坏”,使得惠州原本为数不多的家底愈显单薄。

“惠州地理”草创之初,充盈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美好愿景。然而,媒体微弱的呐喊,丝毫没能“耽搁”城市建设的步伐,一处处历史遗存继续消失。这种无奈的现实,迫使“惠州地理”不得不从乡野调查回归到固本培元的出发点上。我们认为,保护一处历史遗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唤醒领导者对文化遗产的亲切度和认知度。领导者心中都有一杆秤,一边是文化遗产,一边是经济发展。“惠州地理”要做的事情,就是增加文化遗产的砝码重量。

于是,从2008年底开始,“惠州地理”从以“点”为突破口的乡野调查,转为以“线”和“面”铺开惠州历史长卷的文史研究。从那时起,“惠州地理”的铁杆读者发现文章再不像以前那么“悦读”,有论有据的论文体取代了优美的行文。

有人也许会问:一个地方的文史研究,不是应该由政府部门来主持吗?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地级市的学术研究系统,与省级城市和高等院校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实际很难从事真正的文史研究工作。一是体制使然,地方官方研究机构里鲜有热衷于乡文化的有识之士;二是经费严重不足,有时连一些专业书都买不起;三是经济指挥棒之下,难以产生学术成果。

“惠州地理”的转型可能会丧失一部分普通读者,但更浓的书卷味和更深层次的文史探微使得本市的文化学者开始重视这个栏目。从2009年开始,“惠州地理”的文章陆续出现在惠州市政协主编的《惠州文史》、市地志办主编的《惠州地情研究》和惠州文化研究会主编的《文化惠州》杂志。笔者还帮助惠州市纪委编撰《清醒泉边清醒人——惠州历代清官廉吏》一书,将“惠州地理”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廉政教育。

邦以辅新命

“惠州地理”栏目能有今天的社会效果,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深藏图书馆的古籍善本整理出版,再配以古籍数据化的力举,使每个热爱中国文化典籍的人都能在个人电脑里建立庞大的数字图书馆。以笔者为例,电脑硬盘里存储了2000多GB的电子书,这些电子书并非错讹甚多的文本文档,而是将纸质图书通过扫描制作而成的可以信赖的电子书。这就为一个学人解决了无钱买书的问题。

就拿惠州文史的研究来说,以前的学者只能依靠少得可怜的史料来耕耘,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自然无法深入,甚至会得出错误结论。今天则不同,学者能够通过网络,浏览数十万种古籍和数千种近代期刊。一个全新视野已经被打开,越来越多的本土学者从中受益,令人欣喜的文史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在这种情势下,“惠州地理”若不能紧跟潮流,形成自己新锐的视角,肯定会被潮流所抛弃,沦为没有创新的新闻产品,处于被动位置。

也就是说,“惠州地理”之所以获得成功,除去编辑记者的努力,最主要原因还是得力于国家甚至海外对珍稀汉籍的公开。比如2010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联合开发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我们从中找到了过去视为散佚的《四书眼评》。这本书的作者是惠州明代先贤杨起元,阳明后学的殿军人物。《四书眼评》的获得,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杨起元和惠州明代人文精神。

也许会有人认为转型的“惠州地理”,已经偏离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文化遗产的初衷,专注于稍显艰涩难懂的研究领域。但是,从长远来看,“惠州地理”承担了一部分原本官方研究机构所应当承担的研究工作,无形中推动了整个研究氛围的进步,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媒体的历史使命。冯友兰先生曾有言:“以辅新命”。我想,这就是“惠州地理”的使命所在。有这种高度的认识,“惠州地理”还能延续下一个四年,创造下一个辉煌。(作者是《东江时报》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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