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地域:不同时期不同路径

□ 陈国权

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本能冲动就是向外扩张,最早的地域扩张冲动源自国内第一张都市报:席文举提出的“区域组合都市报”的理想促使《华西都市报》在重庆的最高发行曾达到10万份。但是,影响异地办报的因素很多,时间的推移、当地报纸的成熟、当地主管部门态度的改变、报社内部人事纷争、决策误区,都会导致异地办报夭折。

后来,很多城市的报纸都在本地市场空间饱和时走向了全国,《成都商报》《南方都市报》《辽沈晚报》……西安报纸的异地办报策略不一定最典型,但其在不同阶段顺应不同形势的思路对于业界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为什么要异地办报?

1997年《华商报》改版,正式进入都市报行列,1997年亏损1000多万元,1998年收入6000万,1999年收入增长至1.2亿,发行量50多万份,已经远远高于同城报纸。确定了市场地位后,《华商报》开始异地扩张。华商传媒集团副总裁孙晓冰谈到当年扩张的原因:“《华商报》异地办报的原因非常朴素,张总(张富汉)是一名军人,希望挑战自我,当时已经是西安报业市场第一了,他渴望接受新挑战。另外,也有为下属发展着想的考虑。”

确立了市场地位、为报纸、报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这应该是《华商报》异地扩张的主要原因。孙晓冰介绍,1999年初,与吉林省文化厅在长春市合办了《华商报》第一家异地报纸《新文化报》;2000年初,又与辽宁省侨联在沈阳市合办《华商晨报》;2004825日,将重庆市总工会主管主办的《现代工人报》更名为《重庆时报》,成为第三张异地办的报纸。

《大众生活报》的曲折

在天津,第四张异地报纸的运转就比较复杂和艰难了。

也是2004年,《华商报》与天津市出版局合作,拿到了《大众生活报》的刊号,雄心勃勃地想在天津做一份日报。当时天津的《每日新报》《今晚报》正如日中天,再加上主管部门的因素,《大众生活报》一直就没有正式发行过。现任《华商报》社长助理的张萍妹回忆起那段日子,他们每天也都照常出版,也要开选题会、编前会,甚至每天都要在版面上留出广告的位置,“这里、那里要放广告,不能占版太多”,张萍妹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但这一切都是模拟的,从来就没有出版发行过。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5年6月,《大众生活报》依然没有出日报的机会。《大众生活报》开始了比较漫长的“低成本运作”时期,它被“雪藏”在天津市区里的一个写字间里。报纸还在继续出,只是印量很少。

2008年6月,《大众生活报》重新启动,进行改版,“全心全意为天津人民服务。”这是《大众生活报》改版上市后打出的刊物口号。做周报,定位为天津市民的黄页。华商传媒集团副总裁孙晓冰介绍,当时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游走于两大巨头中间,在夹缝中生存。低调入市,低成本运作,滚动发展,严格控制人员、纸张成本。但运作了一段时间后,《大众生活报》又头脑发热,改变了定位,2010年初,因为天津市场经营压力太大,《大众生活报》调整了方向,把广告的重点转移到北京。同时,原先的“为天津人民服务”的口号也转变成“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指导报”。还在北京设立了记者站,在滨海设立了记者站。还没有立足就扩张的战略使《大众生活报》亏损严重,华商传媒集团不断追加投入。孙晓冰说:“那段时间每个月都在期盼着奇迹会出现,但最终奇迹一直都没有来。2010年4月22日,《大众生活报》又开始第二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的“低成本运作”。

孙晓冰承认,《大众生活报》第二次启动失利,完全是自身原因,对周报的运作规律不甚熟悉,也有一些决策上的问题,是自己把自己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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