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天起,《海宁日报》以“6万元救回一名大学生”“屠丽佳写信感谢好心人”等为题作了现场报道。我考虑到女孩的敏感心理,对资助单位的功利氛围作了淡化处理,目的是别让受助女孩背上感恩的包袱。在报道中,我特别记录下资助人华小萍的话:“一个贫寒女生能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不管她今后是否回到海宁工作,我们都会尊重她个人意愿的,并希望她不要放弃学业,如果愿意,在寒暑假里可以回来打工,勤工俭学,干一天活,我们照样发给她一天的工资。”

此后,湖北襄樊市的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据说原因是那些大学生的“冷漠”,不向资助者写信说一声“谢谢”。读着报道,我在想,为什么好事变成了坏事,“忘恩负义”成了个人助学最大的困惑—这是“吁捐”报道的缘故,还是受助生的“不成器”呢?贫寒女孩屠丽佳会受此影响吗?

几日后,浙江《教育信息报》刊登我的一则“吁捐”新闻后续报道《一位施恩不图报的女老板》,采访随笔《别把贫困生挂上道德烤架》表达了我的思考:“如果是为了帮助贫困学生成长,那就应该站在贫困生的立场思考,捐赠者需要的不应是表面的感激,而应是这个学生的健康成长。”“让贫困生‘悄然’受助,过上自然、平等、有尊严的大学生活,正是‘吁捐’新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策划有度:别侵害隐私

这几年,新闻策划泛滥成灾,在“吁捐”新闻的运用中表现为矫情和煽情,媒体记者似乎对私人生活、“花边”新闻更感兴趣,其后果是侵害了受助贫困生的个人隐私。

那么,既要以“贫困”博得好心人的同情而出资助学,又要保护受助贫困生的个人隐私权,大众媒体该如何策划“吁捐”新闻呢?

《海宁日报》有个经典策划案例是2004年的《少年孤儿要上大学》系列策划报道。

起因是一位少年孤儿,一直以最低生活保障金支撑着一个家,由社会资助念完初中、高中。当年,他以510分的高考总分被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录取。正在寻求时机的《海宁日报》民生版编辑抓住由头,与教育口记者一起迅速策划:首先将这位孤儿发愤求学事迹精编成一个长篇报道作了独家披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个低保家庭早就在当地亮相,贫穷已不是他的个人隐私。我在新闻中适当地描述其“穷窘”,并展现他 “人穷志不穷”的品格,这与“吁捐”新闻的本意吻合。

不出所料,见报当天就有一位“爱心妈妈”打电话给编辑,表示有意资助这名孤儿。“爱心妈妈”沈阿姨是某企业业主,向我透露了一个愿望:希望认他为“干儿子”。当然,这不是她的资助条件。

策划报道中,我们曾多次遭遇两难选择,比如,高考前,这位学生病了,这无疑是他的个人隐私。另外,沈阿姨认干儿子的事,她也不愿意向外声张。此时,隐私要“不为人知”,而新闻要“广为人知”,这就构成了二者的冲突,权衡之下,我们有意删除了前一个情节,对后一情节则作了巧妙的淡化处理。我想,“吁捐”新闻的本意是关怀弱者,对此真实情况的有意隐瞒是理性和恰当的。

“吁捐” 新闻是民生报道,其切入点要向人集中,因为所报道的新闻事件、事实的主体都是人;而人的形象、人的故事和人的喜怒哀乐几乎总是受众心理上的敏感区,很容易步入个人隐私的领地。这就要求新闻策划者要心善和博爱,对报道对象倾注人文关怀,不要以偷窥生活来制造矫情,更不要以兜售私密来刻意煽情。(作者单位:海宁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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