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存在着“导负”甚至“导恶”情况,而在这种现象及其效应中,最大的莫过于对犯罪行为的“示范”。如何防范、减少、杜绝这种“导负”现象和效应?

网络时代媒体的“导负”效应与防范

—从校园侵害案报道看“度”的把握

   赵振江  张成才

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

媒体本想揭露一种骗术以为防范,结果却传播了骗术;本想抨击制假贩假,却传播了制假手段;本想告诉人们珍爱生命,却传播了自杀方式;本想批评一些恶搞,却传播了恶搞的“段子”;本想揭露犯罪分子的残忍,却传播了恐怖的杀人方法……甚至本想谴责贴非法广告的行为,却通过新闻图片将广告更大范围地广而告之。

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存在着“导负”甚至“导恶”现象,而在这种现象及其效应中,最大的莫过于对犯罪行为的“示范”。如何防范、减少、杜绝这种“导负”现象和效应,已成为媒体人的重大责任。

恶性案件报道的传染效应

3月23日至5月12日,仅仅50天时间里,6起校园惨剧接踵而来,在这些侵害中小学生、幼儿园儿童的恶性事件中,南平事件媒体报道最透彻,极尽细节描写、气氛渲染、背景分析之能事。后来一些事件,报道开始相应淡化处理。尽管如此,在这些校园惨案接连发生后,媒体人除了反思校园安全监管问题和血案发生的深层社会诱因外,也不得不反思,媒体在这些惨案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当然,说媒体有意引导示范对校园犯罪,肯定不是事实。但说媒体对这一系列案件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一些不法之徒的犯罪基因,却并不为过。在网络上,也有人撰文认为媒体对校园惨案的过度报道,启发着某些潜在的仇视社会者,让他们知道了用这种方式报复社会能引发更广泛关注。这种说法绝非无稽之谈—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上,专家们早就论定了这一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分析2009年全国集中发生的数起灭门案时认为,一种犯罪发生后,潜在的犯罪人群从犯罪中受到启发,去发现、研究作案方式和作案手段以及案后效应。就一般意义而言,犯罪具有传染性。

在南平事件中,媒体对新闻的枝枝蔓蔓进行了过度挖掘,除了案件本身的细节外,凶手郑民生的前世今生以及案件可能的社会矛盾诱因几乎都被挖了出来。归结起来,南平案件本身的负面信息得到了有效的辐射和扩放,给公众传递了一种“社会有问题,凶手杀人可以理解”的片面认识,那么,在这样的“导负”效应裹挟下,就非常可能激活潜在的犯罪分子效仿的冲动。

校园惨案发生后,媒体及时跟进报道,这体现了媒体“监测社会”的功能,公开及时的报道可以引起最广泛的公众预警。不过刑事案件报道是把双刃剑,它固然摆脱不掉消极的负面效果,但媒体人有责任将这种“导负”效应降到最小。媒体人应有这个自觉,慎重考虑应该如何报道校园血案这类恶性事件,当然不是考虑“报不报”而是该认真思量“如何报”,报道的多与少,轻与重、虚与实,充满了辩证法—既然犯罪目的、作案手法都是“可学”的,那么这种案件的报道就不应细化,作案动机、作案手段等更不必要深挖细说,否则不但客观上扩大了影响,还会在社会上造成恐慌。正确的作法是,充分集中地报道事件本身,旗帜鲜明地强烈谴责犯罪分子的不道德、非人性,让大家认识到犯罪分子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而且他们必将受到法律严惩。这样才能对效尤者起到震慑作用,这样才能切断“传染源”,这样才是追求本质的真实。

不良信息的二次传播效应

社会利益主体、价值观和传播手段的多元化,使一些具有不良导引功能的信息时时沉浮社会生活中,其中有些伴着传统媒体的报道,得到二次传播和扩大,同样也引发了“导负”效应。比如在郑民生杀害小学生案中,一些本来流传在事发地坊间和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有些是虚假信息),经过一些纸媒刊发后造成二次传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造成一种郑民生杀人完全是客观和社会原因造成的,掩盖了他心理阴暗,心狠手辣,毫无人性的恶劣品质,舆论在一定程度上走偏。

当然,不良信息二次传播的案例不止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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