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镜

——读《通讯名作100篇》

  杰文津

为这本《通讯名作100篇》写书评,在我的阅读史上创造了很多个“零的突破”:第一次密集阅读如此之多的通讯;第一次花费如此之长的时间阅读一本文集;第一次在书中折下了那么多折角;第一次从书里读出那么多惊喜……

我素来对通讯这种文体并不“感冒”,然而,当我打开这厚厚的上下册慢慢读开去,寻找写作书评的灵感时,却发现自己与这本通讯集的关系竟变得像一对意外相亲成功的男女—始则拒,继而惊,终而恋。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其实通讯既不是如一些人所言之凿凿的那种属于特定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是非牛非马、面目模糊的东西,更不是与正在成为时代栋梁的80后们格格不入的东西。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这本收入了横跨百年的百篇通讯集,对于悠远厚重的历史它是一扇门,而对于有血有肉的人们它则是一面镜。

这扇门的背后,有通往大历史的时代风景

旅途的起点站是1913年10月10日,《大公报》的名记者黄远生把这一天称为“日”。因为这一天既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又是那个后来的“短命皇帝”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日子。于是,我们跟着黄远生,回到那个细雨微的日子,去到那个群丑纷纷、怪事咄咄的地方。于是我们看见大总统宣誓之礼堂门口那个“金冠蓝服持戟武士”对手持记者证的黄远生“目礼而进之”;于是我们看见“人五人六”穿着“大礼服”的黄远生因成功“向招待员乞一纸烟”而语带机锋地“不能不佩内务部之德政也”;于是我们看到,袁世凯宣誓礼毕后,在武英殿茶会上那些饥肠辘辘的“高帽而礼服者”中间,黄远生和其他人一起“沿途抢掠”侍者端出的甜面包,听到那句让袁世凯大总统如芒在背的“呜呼诸君,乃不知人到饥饿时,其可笑乃有百倍于我者耶”。于是我们熟知的那个时代,就在这一幕令人不知是笑是怒还是哀的活剧中开始了。

我们的旅途要渐渐地走下去,风景有些谙熟,有些陌生。陌生些的,一面,我们会跟着大名鼎鼎的邵飘萍先生在1925年经历京张三日之旅,去看看那个军阀乱战、兵匪一家的民国,也见见那个受人敬仰、被人争议的布衣将军冯玉祥;一面,我们还可以跟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公报》的战地记者萧乾坐上一辆美国大吉普,就着炮火纷飞的战局《到莱茵前线去》。在那里,也许当我们看到那些曾经的囚奴终于能够将自己的祖国写在背上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高兴欢呼,也许我们还有机会碰到那个希望制作假新闻自抬身价的伦敦画报记者,他的小聪明却因为那些曾经凶悍残暴的纳粹军官们如今已变得失魂丧胆而最终不能得逞。想笑就笑出来吧,和萧乾一起,不必忍着。

而那些熟悉的风景,熟悉的人或事,一定能让你远远地就认出他们,奔上前去。不会有人忘了夏衍先生笔下的那个包身工“芦柴棒”吧?当一个生命本身成为对一个时代的血泪控诉时,谁忘得了?也不会有人忘了朱启平先生笔下的那轮“落日”吧?当那匹曾经象征着日本侵略者“武运长久”的白马再次出现在他的主人面前时,它所见到的将是历史和人类共同留给侵略者的羞耻也是唯一的结局。还有那个《沸腾的北平城》,那个《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刻,那些最可爱的人,那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哪一位读者能忘得掉这些伴随几代人成长的形象?再回首时,你不会因曾亲身经历过这些时刻而老泪纵横吗?你不会因为这从父辈与祖辈那里听过无数遍的故事而心弦颤动吗?

1949年到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间的历史将会在书中铺陈在我们眼前。这些特殊的历史记述中没有令人挠头的专业术语,也没有无穷无尽的数字报表,它们依然是一幅幅生动的风景,一个个清晰的影像。但是,它们绝不是现在电视屏幕中大行其道的戏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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