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法制报道的局限与法律文化误读

   贺大为

法制报道的局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治建设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法制报道也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其中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缺失。

第一,整体而言,关注个案较多,深层次思考相对较少。

法制新闻涵盖广泛,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从官员腐败到民告官,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而且,这些题材由于包含了动态性、矛盾性等新闻要素,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当前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因而得到编辑记者的普遍青睐,相关稿件也更容易产生更为广泛的传播和社会效应。但是,多数这类稿件仅停留在陈述事实、体现冲突等“抓人眼球”的较浅层面,缺乏对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的考究。特别是一些媒体在描述事件经过时,过于渲染违法犯罪细节,在社会上形成负面示范效应。这种报道思路不利于从正面引导社会舆论,是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具体表现。

第二,在非个案报道中,关注制度的稿件相对较多,进行文化反思的相对较少。

随着制度作为“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地位深入人心,不少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对法律制度的关注持续升温。不少稿件都从立法建议角度出发,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报道。这本身是法制报道的一大进步。但“制度热”的背后隐含着人们对法制文化重要性的忽视。事实上,制度并非万能。过去因为忽略制度和法制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能全靠一两项立法来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制度缺乏文化的支持也难以独行,一项具体的制度尤其是新设立的制度,只有在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土壤中才能有效运转。

第三,在制度探讨中,推崇西方法律体系较多,思考、宣传中国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很少。

一些编辑记者在提及法治理念时,言必称欧美,在缺乏针对性思考和必要论据支撑的情况下盲目推崇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有的对法治、宪政、权利等概念内涵、渊源的认识不够明晰,使用过程中的边界往往界定不清,或者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事实上,在借鉴、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的同时,本土的法治资源对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道路更具现实意义。

当前报道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几点误读

改革开放以来,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开始正本清源,反思法治对社会的重要意义。但这种反思仍更多是学习借鉴西方,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误读普遍存在,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传统法律文化贴上“人治”标签,片面地贬低法律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十分注重法律的作用,在实践中积累形成了一整套完备周密的法律体系,政治管理、社会治理、司法诉讼等方面无不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即便是被认为至高无上的皇权,在行使过程中往往也受到法律程序以及不成文惯例的约束。传统社会模式能够维系两千多年,充分说明其存在一套内生的、行之有效的社会规则体系,这与“人治”思想中的决策随意性、短期性的特点是相悖的。

第二,将传统法律文化贴上“专制”标签,片面贬低其中的理性因素。

传统政治法律文化属于集权管理体制,并且集权程度不断加深。这一体制存在诸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但其中也不乏与当时社会现实情况相匹配的合理性成分。而且,这种东方式的政治法律文明相对西方制度体系而言,也存在不少独有的优越性,这一点正在得到中外研究者越来越多的认同。

第三,将传统法律文化贴上“严酷”标签,片面贬低其中的情理因素。

人们言及传统法律时,往往最先想到的是“酷刑”,这与过去一段时期对于传统刑法中个别残酷刑罚进行突出宣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实,这种宣传只是批判传统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未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传统法律的真实面貌,尤其是忽略了传统法律体系的主体与核心价值。事实上,传统法律一直十分注重融入情理因素,讲求国法与人情、天理的契合,酷刑只是对个别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极端重罪的重点打击。

以上只是列举了个别影响比较广泛的误读,而这样的误读在当代各类媒体中比比皆是。以讹传讹极大地阻碍了继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弘扬传统法律文化精髓应为法制报道重点

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再认识,对其中的精髓部分加以吸收、改良,应是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下一步法制宣传报道要着重强化的一个重点。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破题:

由主流媒体引导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理性的反思。首先,破除崇洋心理,还原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性。虽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几经转折,但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了保持了传统因素,这在基层社会中尤其明显。因此,反观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治理经验,应比简单地移植照搬西方制度、文化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其次,以具体的制度、事件为依据,主动设置议题,从话题出发,从焦点突破,吸引公众广泛参与,开始新一轮传统法律文化启蒙。

同时,挖掘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法律文化因素,对其进行重新评估。礼失求诸野,当下一些地方自发地恢复、发扬一度失传的法律传统,将传统中的有益经验嫁接到当代制度体系中,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这是法制编辑记者进行建设性、引导性报道的良好题材。 (作者是半月谈杂志社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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