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外交工作不再是单向度模式,只有政府外交、NGO公关、大众交往、新闻传播四者融会贯通,才能产生最大效果。我国不仅在NGO发展水平、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上存在单项不足,在四方面的综合运用上也尚显生涩。相反,西方部分国家和媒体,在运用这一手法达到其目的方面却是行家里手。

  哥本哈根会议上,为将减排压力转移到中国身上,以英国《卫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可谓“深谋远虑”。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助理黎星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日报社常务副总编黄庆在刊载于《公共外交通讯》的《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看中国舆论传播之不足》一文中写到,《卫报》一开始就和西方政客们密切配合,设计了四个环节。第一环节,连续报道“泄密文件”——《丹麦文本》;第二环节,开始挑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第三环节,把矛头从发达国家身上转移到中国身上;第四环节,把大会失败的罪名推给中国。黄庆总结说,“《卫报》从造势开始,到设置新议程,再到煽动炮轰中国,是西方一些政客利用公共外交与媒体制造舆论和影响进程的范本”。

  这个教训提醒我们,如何打破西方媒体巨头的信息传播垄断格局,增强我国媒体国际传播的覆盖率、落地率、接受率,提高说明中国、讲中国故事的水平,培养适应新时期国际传播需要的人才队伍等等,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

  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公共外交,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外界说明中国,讲好中国的故事,其中媒体是最重要的讲述平台之一。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新华社原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认为,过去我国国际传播在报道中往往只注重成绩一面,对存在的问题讲得不实在,因此故事总体给人的感觉是真实性差一点,不容易使人信服。

  范冰冰委员告诉记者,回过头来看,我国国际报道在内容改进上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我国的传播力量还不够强大,造成在外国受众那里信息失衡,使得外国听众即使接触到我们的报道也不容易相信,因为此前西方媒体的报道已在其头脑里造成先入印象。

  在国际报道中讲不好中国故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媒体报道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赵启正委员认为,我国国际报道的许多文章理论性太强,而且有的报道总是想在一篇文章里把所有的道理都讲完,导致效果太差。此外,人才队伍知识结构、职业化等问题也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针对以上问题,委员们也提出了不少建议。

     1.提高讲中国故事的水平。

  要向外国受众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应明白其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与中国人的区别。全国政协委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认为,搞国际传播的人转变观念很重要,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各方面差别很大,中国人喜欢逻辑思维,偏好婉转表达,重视整体观念,人际交往中比较重义;西方人则注重形象思维,喜欢直来直去,提倡个人主义,比较看重利。马胜荣委员表示,中国人的接受习惯,是希望媒体能给一个有一定结论性的报道,讲清楚一件事情的原因、过程、结果,并给予评论;外国受众则希望只要把事情告诉他就行了,至于结论怎么下,由自己决定。

  其次,应树立正确的态度。马胜荣委员认为,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不纯粹是方式方法问题,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传播能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尊重事实,要传播实际情况,就中国新闻的对外报道而言,就是既要讲发展成就,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讲两面才符合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点。

  第三,重点抓新闻报道的取材。马胜荣委员说,只要我们新闻报道的取材做得好,那么外国受众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比较公正、比较符合事实的,因为任何新闻报道、信息传播都是选择的结果,或者一系列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新闻报道不可能是新闻事件的流水账,而是新闻传播者按照自己对事件的判断选取材料、形成稿件,通过客观的描述影响受众。因此,任何新闻稿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和文化色彩”。

  第四,注重讲故事的方式方法。赵启正说,我们的价值观、理论、观点一定不能生硬地传播,要通过外国人喜欢的人性化故事的方式来传递。刘长乐亦表示,我们不能每天喋喋不休、反复地讲道理,可以通过文化、艺术传播等方式来扩大讲故事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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