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保与记者冲突:谁最受伤?

□郎清湘

                                        安保开口:“我是哑巴”

  201021日上午,天津某运业有限公司一位副调度员驾车恶意撞人,导致10人死亡10人受伤。当天,记者采访了事发现场、医院及伤员后,到该运业公司采访,遭到保安人员的阻拦未能进入院内。

  次日上午,来自全国10多家媒体的记者齐聚此公司门前,再次打算进去采访,与前一日不同的是,该公司自动门被拉严,记者大声喊值班室的安保人员开门,这位安保人员出来后问:“你们干嘛的?”“我们是记者,想采访一下你们公司领导。”

  这位约50岁的安保人员表情一变,挥着手用天津话说,“我是哑巴,你们说嘛(什么),我不知道。”看到记者都笑了,这位安保人员也不好意思起来,但不管怎么说,他死活不让进,也不给领导通报,只是再三强调“我是下岗工人。”

  呼啸的寒风吹得大家浑身哆嗦,记者试图用“天冷到屋里暖和暖和”取得进展,无奈的是安保人员压根就不予以理会。

雇主:“关门不让他们进来”

  一个月后的31日,广西烟草专卖局销售处一处长的“香艳日记”震惊全国,日记记录的是其在某市烟草专卖局局长任上的一些腐败事情。

  32日,7家媒体记者在该市烟草专卖局采访,尚未进门,就遭遇安保人员的阻拦。后来记者想法进入院子,开始拍摄烟草局大楼,安保人员叫来同事对记者进行阻挡。在双方阻止与被阻止中,安保人员厉声喝道:“再拍,我把你们相机砸了。”此后,该局办公室主任出来,把记者带到马路边谈了不接受采访之类话后,扬长进入办公楼时没忘叮嘱安保人员:“把门关了,不要让他们进来”。

  如果之前砸相机只是口头威胁,但在接到雇主命令后,安保直接用武力手段将记者推搡出去。

选择:其他方法或许更好

  不可否认,安保人员对于维护单位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与记者的交往中,安保人员的作用多数是消极的。在一个新闻事件中,安保人员除刻意维护现场以外,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记者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采访中,遇到的是另外一种让人崇敬的安保人员。2008524日,温家宝总理第二次抵达震中映秀,并前往山上的鱼子溪村看望灾民,记者突破层层设防,成为当时少数能跟随总理的记者之一。彼时,总理身边的安保人员并没有刻意阻挡记者,甚至还对记者说,你们走快点,山路滑,小心摔着。他们的话语,着实让记者感动不已。

  有时,对安保人员采取迂回、狐假虎威、拉老乡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等手段,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

  记者在2009年采访“最年轻市长”时,这位市长对属下指示,不接受媒体采访。记者在该市政府值班室,兵分两路,一路与安保人员交谈吸引注意力,另一路直扑其办公室,终有所获。

现代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保障通过媒介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记者代表整个媒体的采访权,实际上是公众的知情权的一种延伸。正如胡舒立在《采访权、知情权和人身权》中所说的:一方面,新闻工作者承载着现代社会特殊责任,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重要角色,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记者所拥有的采访权、知情权和人身权,其实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保护记者的这些权益就是保护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保护每一个公民。

作者简介郎清湘,《重庆晨报》记者,先后参与过神舟六号发射、松花江水污染、七台河特大矿难、青藏铁路通车、凤凰垮桥、嫦娥卫星发射、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事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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