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女记者之难”

□ 唐觐英

作者简介

唐觐英,女,1981年出生,广西桂林人。 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任职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师。研究领域为:媒介与女性研究、舆论与女性问题。

1897年康同薇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记者,她也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不缠足的女性先锋。“不缠足”与“女记者”共同成为开启女性“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新时代的标志。

“女记者”一词,既承载着梦想,也浸透着艰辛。当今工作节奏之快、强度之大,自不待言。而且,女记者投身社会,需要适应“家外的世界”既有的风格和逻辑。这种风格有时候对女性来说是很陌生,甚至是难以接受的。在这种环境中,她必须要练就一身功夫。女记者的艰辛可想而知。

近年来“女记者之难”现象越来越突出。在女记者的内心独白或相互诉说中,人们能听到她们真实而强烈的心声:焦虑、压力、无奈、疲惫。甚而发生了并非孤例的女记者轻生事件。这并非偶然。新闻业的市场化转型以及女记者数量的持续增长,使得“女记者之难”出现普遍化趋向。

今天的“女记者之难”,难在何处?一是婚恋难。当代新闻队伍中的女记者群体,具有年轻化特点。对于她们,婚恋问题及事业—家庭的双重角色问题接踵而来。“大龄难婚”成为不少青年女记者的紧箍咒。女记者被列为“最难嫁出去”的一类女性。二是已婚的女记者许多都面临事业—家庭之难。如有的女记者十分歉疚,“几年了没有陪孩子过一个周末”。三是伴随着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而出现的健康问题。

“女记者之难”,似乎都是些“私人化”的话题。然而,笔者以为,这是女性在“走出家门、进入社会”之后的一个颇具“公共性”的要紧问题,是性别平等事业在这个时代的基础课题。

“女记者之难”,并非女记者自身的问题,其实是当今时代女性共同面临的难题。那么,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女记者难”,是因为性别逻辑的压迫。“女记者难嫁”的缘故,据说是“个性太独立、太要强、工作时间不固定”。这些是客观事实,但是这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偏离常态。再说,这些特征在男性身上往往不成为“问题”,反而是“优点”。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中还抱着“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模式不放。女性正在成长,而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学会接纳成长了的女性。

顺便说一句,这种陈旧的性别逻辑也逐渐蔓延到对女记者职场上的审美趣味,诸如“有才有貌”“新闻的观赏性”。这种“趣味”的背后,若隐若现的难道不是某种“男性中心”的支配性思维吗?凡此种种,对女记者形成或有形或无形的束缚,不可低估。

“女记者难”,还因为社会支持的缺失。许多女记者面临工作压力大、健康状况堪忧的问题,女记者不敢生育、不敢休产假等现象也很突出。客观地说,我们的媒体还较少考虑性别差异的问题,没有专门照顾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女性“走出家门、进入社会”,不只是女性自己的事,社会也需要调适,给予支持。社会支持的缺失,加剧了女性遭遇的公共世界与私人领域的夹缝之难。

在这里,对我们的工作文化加以反思可能是必要的。市场环境下,“效率”“竞争”受到推崇,也有其价值。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出发,还要讲求“人文”。新闻工作的快节奏和高强度,是职业特性,但也不能绝对化。刚性效率能否与柔性管理兼容?市场竞争能否与人文关怀兼容?这不仅仅是人情味的问题,也事关长远。

总之,“女记者之难”有待破解。除了女记者自身的调适,性别文化要对她们松绑,社会要对她们给予支持。毕竟,当女性进入公共世界,性别声音将得到更好的聆听,性别事实将得到更好的解读,性别公正将得到更好的维护。这种独特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1975年联合国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通过了《墨西哥宣言》,其中明确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定义,即“男女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再次擦亮美好的“男女平等”梦想,为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中的两性平等与自由而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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