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认为,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前后30年的新闻业有着巨大差异和显著变化,他将这种变化形容为“艰难的转身”,并认为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转变。[3] 童兵认为对人的尊重和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视、对科学的尊重和对新闻传播规律的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自觉地回归、经济振兴和经济对新闻业的推动四大因素促使我们对新闻事业属性的认识不断深入。 [4] 陈力丹则从不同时期对于传媒性质的认识出发,分析了中国传媒新闻报道方式60年来的变化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并认为:对于“事实”与“意义”关系的认知和调适,是中国新闻报道方式变化中的核心命题。[5] 在此基础上,他又以“典型报道”为对象,全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的演变,指出环境的变化带来理念的变化,新形势要求新闻报道回归新闻本位。[6]

此外还有不少带有专题或个案性质的研究文章。周庆安、卢朵宝则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发布管理办法,认为1949年颁布的《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已初具现代新闻发布制度雏形。该办法尝试将私营媒体和公共舆论作为政府和民众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加以区分,在制度史上是一个突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对于新闻规律性的认识和看法。[7]

三、传媒环境、新闻改革、热点事件激发相关研究话题逐渐走向深入

回顾2009年中国传媒领域内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给传媒业发展带来的危机和挑战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喻国明、李彪利用“议程设置”“自我实现预言”等理论,观察和比较了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传媒的不同表现,提出要重塑市场信心、进一步放开新闻媒体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报道等改进金融危机报道的建议和意见。[8] 陆地注意到中国报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但他认为,前景并没有那么悲观,因为按产业的发展惯性,至少在未来十年仍然会有巨大的市场和盈利空间;从长期来看,报业的危机来自网络数字媒体的挑战,数字化转型是报业发展的战略方向。[9] 周鸿铎则注意到金融危机下国内外传媒业发展中的“马太效应”,认为中国应该以此为契机,通过政策护航,深化改革,努力消除传媒产业的四大结构性矛盾,促进媒介产业融合,鼓励媒介创新,充实媒介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国家可以根据媒介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和媒介市场运作的规律,通过构建政府服务平台的方式降低资本与媒介创新项目之间的交易成本。[10]

这一年,中国传媒界的一大亮点是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报刊业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同时三家中央媒体也都启动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人民日报》扩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与财经频道“变脸”、“新华社电视”起步快跑。围绕这些话题,学界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高贵武考察了央视“新闻联播”四位新面孔的媒体及社会关注情况,指出该栏目的“推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其现实处境,除了形式上的改变,最终还得从理念和内容上入手。[11] 在电视内容层面,雷蔚真、刘佳注意到中国电视新闻增量改革中“民生新闻主流化、主流新闻民生化”这一双向汇流的趋势。[12] 而在管理制度层面,朱春阳提出中国广电产业应实现从“集团化”到“集群化”的战略转变,这不仅需要集群创新网络提供的市场拉动力量,更需要政府的行政推动力量。[13] 吴锦才则结合新华社的国庆电视直播报道提出,新华社电视将工作重点确定为“抓紧打造电视新闻采集传播体系,以世界新闻竞争为坐标,迅速形成特色、广泛打出影响”,这是在分析中国电视业现状、参考海外电视业传播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性规划,既符合新华社的既有传统与优势,也体现了新华社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所做出的积极努力。[14]

(上一页 下一页)

©2007 《中国记者》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0
编辑部信箱:zgjz@vip.sina.com  
网络互动平台:24687113@sina.com  发行:010-63073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