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较为严密组织结构的群体才能够发挥出较强的组织功能。若一个群体性事件的孕育过程中,出现相应的组织结构,且内部组织层次分明,人员分工明确,导致事件性质异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三、上访请愿的群体性事件居多,个别具有较强反复性。2009年上半年,福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60%以上具有上访请愿性质,有近10%表现出较强的反复性。

究其原因,也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受经济状况、发展水平等现实条件的限制,存在一些客观困难,许多利益纠纷一时无法完全解决,或难度太大,根本无力解决;二是由于党政管理监督制约不完善,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人员存在不尽责、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采取推诿、拖延、回避的态度,使问题积重难返,积怨加深;三是上访群体属于无理上访,为追求超越法律、政策的所谓群体利益,而采取各种形式聚众滋事,以制造群体性事件为手段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施压。

四、各种矛盾问题叠加,处理难度加大。财产权属纠纷、失业、腐败、行业不正之风、贫富差距加大、民工权益受损、立法滞后、执法不严、黄赌毒等诸多问题,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少问题还会呈现矛盾加剧的趋势,加之解决问题的机制不健全,解决问题的方法缺乏规范性和连续性,基于“维稳”的需要临时性承诺,难免出现“按下葫芦又起瓢”的状况。而且,下次的事件爆发受前次维权难以兑现的情绪影响,矛盾叠加,处理难度加大。

如何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杆。近期,中央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对群体性事件中处置失当的党政领导将实行问责,展现了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高度重视和破解难题的新思维。

群体性事件报道原则

在政府改变观念,放开对群体性事件报道后,媒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面对群体性事件的上述新特点,我们认为,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应该坚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要做到“均衡性”,力求兼顾各利益主体的利益。

媒体报道的“均衡性”就是要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出发,既如实反映群众的诉求,同时又要充分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和采取的措施,力求客观、公正、准确、全面地反映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属于社会运动的一种,而媒体就像社会运动中的催化剂,报道适当可以引导推动地方政府和群众双方沟通、协商,促进群体性事件朝着理性、缓和的方向转变;而报道不当则可能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进一步激化矛盾,造成群体性事件的蔓延、扩大。这是由媒体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媒体既代表党和政府的利益,又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是政府和群众双方都信任的。

群体性事件关系社会稳定大局,其报道自然异常敏感。如何平衡地方政府与群众之间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是对新时期群体性事件报道的一个严峻挑战。

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既要让政府满意,又要让群众满意,而群体性事件作为报道对象又经常发生在两者冲突的时候。

笔者曾经多次参加群体性事件报道。群众对媒体的态度是既欢迎又保持警惕。他们盼望媒体能够报道,使相关事件引起社会关注,实现他们的利益。同时,又对媒体怀有戒心,对能否按照他们所判定的是非标准报道存在怀疑。因此,他们往往要求记者出示记者证,甚至要记者明确告知能在哪里看到报道,否则会拒绝接受采访。如果报道出来之后,没有如其所愿,则会抱怨记者。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则认为媒体理所当然应该替他们说话,很多情况下将媒体当作其传声筒,甚至直接让媒体刊发他们的所谓“新闻通稿”,如果没有按照其要求去做,则认为记者是在炒作,“唯恐天下不乱”,甚至向主管媒体的宣传部门“告状”。

原本上,媒体起着重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可以舒缓群众情绪,减少社会冲突和对立。但在当今社会现实中,群众的不信任正逐步由对政府扩展到对媒体,媒体的公信力在群体性事件中备受考验。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如何坚持“均衡性”原则,兼顾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正在考验着媒体人的智慧。

群体性事件报道要实现七个均衡

具体而言,媒体记者要做好群体性事件报道,达到均衡性要求,我们认为,应当做到以下“七个均衡”。

首先是采访立场均衡。群体性事件现场往往混乱无序,记者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理性的思维,以置身事外的立场对事件进行冷静观察,做到报道立场客观平衡,摒除主观意识,从旁观者角度听取不同方面声音,坚持用客观事实本身说话,从而使报道更加接近事实。对记者来说首先应该是职业“新闻人”,然后才是自己。如果不能保持冷静和理性,从事实来源与内容取舍以及评价上就可能产生明显倾向性,从而影响报道的客观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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