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原则与均衡体现

      梅永存  沈汝发

如何准确把握新时期群体性事件新特点,做好相应报道,成为考验媒体是否具有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一块“试金石”。

作为各方利益的交汇处和爆发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其复杂性。这既有一定情景状态下的偶然性,又可能有矛盾累积后爆发的深刻社会背景。据近年来采访、调研发现,地方政府与部分群众利益的矛盾冲突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政府通常试图利用媒体来做群众工作,而群众也试图利用媒体来影响政府决策,这也彰显出媒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正在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这一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社会关注度的题材时,必须坚持“均衡”原则:既保护群众利益,又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最终推动群体性事件的平息与问题的解决,以达到社会效果最大化。

新时期群体性事件新特点

据福建省公安厅统计,2009年上半年,福建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462起。

处于社会转型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也出现递增情况。近年来,我国连接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以及各地发生的出租车罢运事件等,均呈现涉及面越来越广、层级越来越高,经济问题、民事纠纷政治化,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等新特点,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

我国新时期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除极少数具有阶级性外,基本上属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常规性的公民集体行动,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与我国社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当前,我国依然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各种矛盾容易集中发生。

由于一些利益冲突得不到有效平衡,群众诉求得不到倾听,他们反映的问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加以重视和认真解决等原因,容易形成质疑、猜忌和愤懑的群体心理,偶遇诱导因素就会引发群体性的不满和情绪宣泄。

不能忽视的是,这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道德失范、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补偿,以及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诸多领域正在形成并积累着社会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正确处理,都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进而引发暴力事件、群体性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影响社会稳定大局。

其次,新时期部分群众的“群体利益”和地方政府的“大众利益”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大部分群体性事件是部分群众与地方政府发生的冲突,“地方政府与民争利”被视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罪魁祸首”。一些地方政府为维护区域内相关企业利益、甚至自身某些部门利益,漠视群众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甚至不惜损害群众利益。

随着群众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更加看重个体利益和现实利益。尽管群众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涉及一些具体问题,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冲突。

其三,社会动员方式发生了变化。随着手机和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群体性事件的动员变得相对容易。厦门PX事件就是通过手机短信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市民集体游行。新媒体出现后,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从众性、模仿性、责任分担性等特点,在吉林“通钢事件”发生后,河南林钢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2009年以来,福建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四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和趋势:

一、“非直接利益者”大量参与,行为方式日趋激烈。目前,福建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有更多的“非直接利益者”甘愿冒着风险参与事件,把矛头指向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借机表达心中的愤懑。

有的甚至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动辄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甚至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基层政府机关办公场所的局部骚乱。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参与者情绪互相感染,非理性因素逐渐增长,甚至达到近似疯狂的程度,以致局面失去控制,大大超越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初衷。群体性事件导致的暴力对抗明显加剧了矛盾性质转化的可能性。

二、组织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组织结构日趋严密。近年来,福建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在50人以上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串联活动已成为一些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活动方式;核心人员在群体中的组织煽动作用日渐增强,甚至能左右事件的规模并影响事态发展的程度;以集资来筹集活动资金的方式已被一些群体所接受;采用各种方式,如口头通知、电话通知甚至张贴书面通知等形式促成群众聚集,利用多种手段推动群体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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