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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舆论事件的“结”与“解”

—杭州“飙车案”报道启示

      

被民间称为“飙车案”的杭州“5·7”交通事故,从一条窄窄的斑马线升腾为一场舆论狂飙。让我们思考如何应对网络舆论的强势挑战?如何防控小事件演变为大风波?信息发布,怎样把握快速与准确的关系?怎样协调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矛盾?当事件仍在调查中,如何避免信息发布“空窗期”?当政府还没有发布权威信息,媒体应该怎么办……

如何防控小事件变为大风波

舆论热点的形成,既可能源自重大事件,也可能起于青萍之末。相比之下,大事件带来大影响不难预判,而“小事件”的爆发力、破坏力往往隐藏在表象之下,有些政府及媒体易于思想麻痹,导致反应迟钝,举措失当。

发生于2008年11月的杭州地铁塌坍事故,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成以杭州市主要领导挂帅的指挥部,抢险、救治、调查同步展开,信息发布及时、准确、连续,政府、新闻媒体、公众三者间互动充分。而在此次“5·7”事件中,初期仅由一个区级交警部门全权处理相关事宜,应对失误、舆论升级后,方才成立由市领导牵头的工作小组,重新组织由多省市专家参与的调查组,信息发布被动无序、内容单薄。公众反应快一步,政府行动慢半拍,形成鲜明而尴尬的反差。同样由于预判不足,媒体在事故报道中,对于一些敏感细节过多渲染,客观上激化了公众情绪。

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利益、价值观经历颠覆与重构,各类矛盾纠结。大众敏感的神经,往往一触即发。一起本身并不复杂的交通事故,演化为公共舆论事件,表面上是公众对于交通违法行为的愤慨,背后则包含着对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为富不仁、行政司法腐败等丑恶现象的积怨。与此同时,舆论环境也在发生重大改变。快速升级的数字传播手段,开启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反思“5·7”事件,政府和媒体都应深刻认识社会和舆论环境的变化,加强对社情民意的搜集和研判,把新闻敏感性和政治敏锐力统一起来。面对突发事件,要有“举轻若重”的意识、见微知著的能力,力争预判准确、组织有序、出手快捷。面对网络舆论的强势崛起,亟须改变传统的新闻管理和传播模式,组建专门的“网络观察员”“网络评论员”等队伍,既可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监测、网民群体的分析、网络传播规律的探寻,也能主动出击,强化政府在网络舆论阵地的渗透力、影响力。政府、媒体在信息沟通、舆情研判、应对等方面应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形成紧密互动关系。

如何把握权威、及时和准确的关系

掌握舆论主导权,快速与准确是两个要素。在信息传播中,存在先入为主的规律,这意味着事件发生后,政府必须与公众舆论抢跑,力争第一时间发声。另一方面,公信力是公权力有效运行的基础,政府信息发布,必须保证准确、权威。要将“快”与“准”统一起来,根本上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应急信息发布预案,明确职能。平时应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训,组织经常性的演练,建立一支招之即来来则能战的队伍。此外,当政府成为事件的当事方,此时,可以引入社会组织、代表委员、新闻媒体等“第三方”,介入事件的调查处理,记录过程,并通过他们发布信息,以提供透明度、增强公信力。

5·7”事故发生第二天,杭州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启动既定的新闻发布机制,而西湖区交警大队擅自召开发布会,在这个不规范、不专业的发布会上,提供了“70码”这样不严谨、不准确的信息,不仅错失了引导舆论的黄金时间窗,而且导致公众将矛头转向政府,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教训十分深刻。

当权威信息尚未发布,媒体应该怎么办

应对公共舆论事件,媒体要与政府紧密合作,但并不等于被动依赖、无所作为。媒体具有政府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尤其在政府权威信息缺失之时,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不仅需要担当的勇气,更是对新闻人政治智慧、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的综合考验。

首先,媒体要牢牢把握理性、建设性的原则,不盲从于公众舆论,不就事论事,而要在高度、深度上实现超越,达到引领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发言,既能提供真知灼见,又具有名人效应。如《钱江晚报》在5月12日推出《一起交通事故是如何演变成一个公共舆论事件的—文二西路交通肇事案启示录》报道,从推进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高度观照这一事件,让公共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专家发表看法,基调平和客观,观点发人深省,在民间一片情绪化的舆论声浪中,凸显理性建设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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