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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的重大事件中,我多次发现,一些明明身在现场的记者,笔下却充斥口号与概念化描述;面对处处皆新闻的“富矿”,却要么“盲人摸象”式地止于局部琐碎,要么流于表面而缺乏深层思考。

此类现象,被我总结为“技术的悖论”。一名合格的记者在走入新闻的海洋时,应当亦入亦出。

事后捧读自己大量“不说人话”的神五稿件时,我醒悟良多。在后来的几次载人航天和“嫦娥”发射报道中,学会了如何珍视美妙的现场细节,也学会了以远近高低不同视角细察自己所处的新闻事件,懂得了围绕与“人”相关的种种来真正贯彻“以人为本”,也懂得了在一次报道中尽出“组合拳”实现报道最大效益。

归结为一句话,错误教会我们无论身处新闻的森林还是荒漠,不迷失自己的角色。

在路上

刚进入新华社时,我最羡慕老记者的一点就在于,谈及过去的岁月,他们总能举出自己的某次采访作为记忆的刻度。

在终于拥有了7年的新闻履历之后,我却发现,记忆的刻度其实往往并不是用某一篇稿件、某一组报道来标定,而是每一次跋涉在路上的过程。

在路上,是新闻人的常态。在路上,永远是新闻成为新闻的基本方式。

遗憾的是,在一个“复制加粘贴”之风盛行的今天,这一点有时会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

如果说盲点是大多数新闻初来者必然走过的阶段,是否坚持到新闻的源头去追寻新闻,就是个人的选择了。所幸的是,在我接触新闻后不久,就通过一次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显得尤其漫长的采访,对这一点有了深刻认识。

2004年5月,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启动“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大型报道。

这次采访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普通红军战士的普通人生,如同寻找散落在时空角落里的花瓶的碎片。这样,我们的后人才会清晰地看到花瓶上每一道或许粗糙但真实的花纹,才会知道那些碎片是如何在偶然间彼此契合粘连从而让历史的大事件成为必然。

于是,我们找到了当年被派去买烧饼、却带回一张日后决定长征大军落脚点的报纸的“红小鬼”,了解到了皮带的几种吃法,第一次真切知道了战斗的残酷—古浪一役,我采访的两位老红军多年来一直认为自己是唯一幸存者……

这样的细节是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来的,也是历史书上没有的。

当然,寻找历史的碎片,注定不易。

云锁雾绕的大巴山上,颠簸的山路崎岖盘旋,有时一小时仅能前进20公里;一个老红军住在一处不通车的乡村,大雨如注,我不得不在一天之内坐遍了汽车、木船、机动小三轮等交通工具,并且在泥泞中步行5公里之后走坏了新买的运动鞋;年迈的老红军们大多眼花、耳聋,采访中,声嘶力竭的提问招来了半山的邻居,以为这里在吵架;更重要的是,老人们与记者处于一种信息极不对称的状态,他们常常喃喃自语式地陷入往事,或是轻描淡写地跳过他们自认为不重要的环节,迫使记者必须敏锐地抓住话语中的任何一个“亮点”进行追问,以帮助他们回忆起已经模糊的往事……

暮春到初夏,整整两个月,我们总行程近6万公里,寻访到136位老红军。

和同事们一样,我至今对这次以电影导演的意识进行的采访无比感激。它让我学会了深度追问,学会了凝视细节,更让我在个体命运的关注中获得了认识世界和认识历史的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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