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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七年之痒”

  白瑞雪

2002年至今,我在新华社从事军事报道已7年。在经历了各种类型的报道,在某些领域的报道已经成为重复性劳动之后,所谓的“七年之痒”,似乎也让我有了些许职业倦怠。

这个可怕的事实促使我自问:记者是否是为了新鲜感而工作?如果不是,又有什么能让脚步永不停息?

7年来的足印,在眼前铺展开来。

盲点

“快上去啊!”同事在背后一个劲捅我。我只好满脸通红地走上前去,词不达意地开始采访一位刚抵京的人大代表。

这是发生在2003年两会的一幕。那时,尽管已进入新华社整整一年,鲜有采访经历的我仍然认为,与压根不认识的人“套近乎”,是件很可笑的事情。

作为一个愚钝的人,初入记者行业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新闻一无所知。就像一位茫然的登山者,既不知道自己要到的是哪个山头,更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

现在回顾那些日子,其实,有很多的人和事,已经告诉了我“是什么”和“怎么办”。但,新闻就是这样一件带有强烈的个体标签的事,别人的经验,永远不可能拿来就用。

客观真实,新闻的基本要求。关于这个来自书本的“铁律”,我很快在现实中接受了教训深刻的第一课。 2003年6月20日,全国最大的非典收治定点医院—小汤山医院送走最后一批治愈患者。在那个被“非典”搅乱了的季节里,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那天的阳光特别灿烂,坐在无遮无拦的台阶上,我和同事迅速写出了一组自我感觉良好的稿件。没想到,稿件出现了一个错误。院方披露的一个关于小汤山收治患者占世界非典患者的百分比失实。但,我们没有进行计算核实,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其写进稿件。

稿件当然因此大煞风景。更糟糕的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论电视台专题片还是其它出版物,都在引用新华社稿件的同时,沿用了我的错误。 这个发现让我震惊。人们都说新闻是易碎品,但历史往往就是以新闻的方式进行记录,新闻人承载的是文化责任,也是政治责任。

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信息时代,记者,尤其是通讯社记者不可能有太多成长时间。或者说,我们只能从“战争”中、而不是从课堂上学习战争。

2003年10月,我和同事全程报道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我至今清晰记得火箭托举神舟飞船跃入碧空的那一刻,以及大开眼界的我对于有幸生逢航天时代的诸多感慨。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接触一个陌生的报道领域,扫盲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第一次参加航天报道,我被分配采访火箭和飞船两大系统。为了弥补无知的空白,我“抱佛脚”式地请教了很多技术人员,看专业书,背发射流程术语,背火箭结构图。

成稿后的报道,大多是科普性篇章,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譬如:《火箭:三种安全模式确保航天员逃生》《“发射窗口”是如何选择的》……

我像一位速成的“火箭专家”,成功把自己淹没在“技术”之中。 在与电视竞争的态势下,“还原感性”是平面媒体的一个起码要求。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更谈不上写出超越电视画面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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