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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富记者”的遗产

—怀念张广友并介绍其遗著《抹不掉的记忆》

         陈大斌

2008年10月下旬,张广友同志病逝时,我正在外地,没能赶上送他,深以为憾。每在寂寞黄昏或漫漫长夜忆起战友,就只能面对他留下的最后一本著作《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寄托心中的哀思和怀念了。

广友是新华社的一位老记者。上世纪50年代末进社,到80年代初奉调离开,先在中央研究单位,后到《农民日报》任总编辑。他长我8岁,与我先后在国内部农村组工作过。1977年,广友受总社派遣到安徽分社协助工作,并在万里领导下做农村改革方面的调研和新闻报道。安徽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发地区,安徽的农村报道是当时新华社报道的重中之重。在安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广友始终站在改革前沿,积极为改革奔走呼号。在那段时间里,安徽分社及总社调来的记者发出许多重要报道,其中有些出自广友的手笔或有他参与采写。他在农村改革的报道中多有建树,应当说是有贡献的,其成果后来都汇集到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和《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这两本书里。

《抹不掉的记忆》是他最后一本著作。尽管我对他的经历有所了解,本书出版前也曾看过若干篇原稿,但看到书后,我还是不禁感叹:广友此生有幸,经历了这么多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性大事!他去世后,再翻看这本转眼间成了故友遗著的书,对它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他留下的值得我们珍视的遗产!我相信,做过记者的读了此书,会引发许多感慨;而有志做记者的年轻朋友也会从中得到启示。

新华社记者队伍庞大,人才济济,有成就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大记者、名记者丛出。我辈初为记者时不敢妄存奢望,但雄心在焉,都有自己的追求。按照当年通行的说法,都有做一个“富记者”的愿望。“富记者”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定义。那些长期坚持深入实际采访调研,又善于在实践中学习、积累,对所要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某方面有深刻的了解,又有丰富的相关知识学养的记者,才能被大家尊为“富记者”。这是我们那一代记者所追求的切实目标。

广友显然应当是一位“富记者”。“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乱局,1975年7月历史上罕见的中原大洪水暴发,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本书所讲述的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事件。新闻界前辈、农村改革问题专家吴象在给本书的“序”中,这样写道:“作者是幸运的,当了记者,而且当了新华社的机动记者。否则他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有机会成都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

1960年鲁北重灾区一年多时间,600多个日日夜夜,他与重灾区农民、基层干部“三同”,每月只有17斤口粮,其中不少是所谓“代食品”。最困难时,他饿得人变了形,得了浮肿病,连走几里路都感艰难。一天黄昏从公社回村,又饿又冷,竟昏倒在荒野里,靠抓了路边一把雪吞下才挣扎起来,一步一步挪动,直到天黑才摸回村里。“反击右倾翻案案风”中,派记者去“铁道部”等部门“蹲点”,“四人帮”欲假记者之手,搜集万里等人“右倾翻案”的“罪证”,置他们于死地,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在那里“蹲点”,要么按照“四人帮”的要求,对万里等老干部“落井下石”,那将被历史唾弃!要么坚持不说假话,那你将可能遭遇怎样的命运,不言自明。面对这种凶险的局面,既要有所谓的“政治智慧”,更是对一个记者良知的考验。

可见,今天看来的种种幸运,当年都是一次次严酷的考验。 这部书是他年过七旬之后的著作。广友是一位勤奋的记者,但不是那种文思敏捷、下笔千言的“才子型”记者。若以唐代诗人来作比喻,他在新华社的记者群中,应属“苦吟”一派。长处在于敬业、勤奋,采访调研写作都肯下苦功。年过古稀之后又得过不治之症,无疑会给他的写作带来更大的困难。但他从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支撑他与死神争时间,夜以继日地奋笔写作,终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这部书稿。此书印出来只几个月,墨香犹在,他已与世长辞。

从这本书里,我不仅看到一位名副其实的“富记者”形象,同时也使我对从年轻时就孜孜以求而却理解不深的“富记者”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等等问题,都有了更深的感悟。我想,这是广友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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