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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带来阅读的张力?

读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至此,所有框架、景物已成,然而直至“断肠人在天涯”,才给整个作品带来张力和高潮。拨动人最敏感的那根心弦的恰恰是“人”本身。

同样,在宏大叙事中,故事、细节,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都必不可少。《走向希望的春天》一文涉及27个个人和群体,其中有名有姓的个人22个。从地区上讲,涉及几乎所有地震灾区,北川、汶川、青川、都江堰、甘肃陇南、陕西略阳、绵竹永兴板房区等等;从年龄和民族上,既有86岁的羌族老人,也有22岁的藏族小伙;从职业上说,“刘氏鲜卤店”的老人、萝卜寨党支部书记、“完美春天志愿者服务站”创办者、民间年画艺术家、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分厂厂长。整篇文章都无非是在写人。对于一个宏观的回顾性报道来说,只有尽可能众多而又不同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文章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然而,怎样在众人中再塑造出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面孔?

在这27个人中,描写用字达400字以上的共有6人(其中包括一对夫妇)。这6人共用3100余字。占全文篇幅近40%。其中作者着墨最多的个人—北川陈家坝乡青林村赵义富老汉用了近千字。那位赵义富老汉的大红马跌落山崖,为了“不能让猪再有个闪失”,老人搬上记者要花两个小时才能爬上的山,而这仅仅是为了“不能老靠着国家”,为了“刨点生活”,为了“日子更好过”。在这样一个举世震惊的地震中,这样一个恢复重建的高潮里,选择这样一个最平凡的老汉,让他的脊梁去代表灾区人民,及至整个民族的脊梁。正是最平凡的人最单纯的“坚韧”打动了最普通的读者和百姓的心。在我看来,这正是这篇文章举重若轻的“出彩”之处。

文章还充满隐喻、对比与节奏。用花指代春天,用自然的春指代灾区人民的春。尤其是文章结尾—“运送种子和化肥的农用车穿梭不停”,告诉人们:灾区不仅只是恢复重建,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浴火重生”。对比则明暗两线插入文中:小标题是“明”,如“最伤痛的心”与“最坚强的力量”;人物状态变化的前后对比是暗,如“刘氏鲜卤店”的老人刘任钦、名叫吴红的羌族妇女。

节奏感充盈于文章各个地方。如不同部分间呼应的语句:第一部分的“春天,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孕育。”与第二部分的“春天,一个不可阻挡的复苏”。主题句作为承接句在各个故事间的穿插:在讲完“北川第一对”重组夫妇的故事后,文章写道“文章灾区的新生活就是这样,静静地,却是勇敢而顽强地向前走着。”之后,又是一个关于迈向新生活的新故事。几乎在每个部分,都可以见到类似段落。这些合在一起,构成反复回旋的咏叹。

什么使文章直指核心?

一篇好文章应该起到这样的效果:读者看了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体会一下还要能玩味出你想说什么?最后,他还要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而感同身受。阅读《走向希望的春天》全文,文章不过说了一个“春”字。这正是时隔大半年之后,记者重返灾区,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一个最重要信息—灾区正虽“艰难深重”,却“势不可挡”地重新恢复着昔日的活力和繁荣。而无论是关怀,还是坚强、援助、重生,都在说明、支撑、解释着“春”字。

在文章五部分结构中,“脊梁”成为自然的重心。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文章最“想”说出的内容。党和政府的关怀、八方四面的援助、坚强的意志,这些当然都是“春天”到来的重要原因,但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最核心最根本的还是这种不屈的精神。当作者在第三部分的结尾动情喊出“这不仅仅是一个赵义富老汉的脊梁,也是整个灾区人民的脊梁。这是任何艰难险阻也打不垮、压不倒的民族脊梁!”之时,其实,作者也点出了这场灾难给我们留下的那笔巨大的精神遗产。这个精神遗产正是对温总理书写在灾区学校黑板上四个大字—“多难兴邦”最核心的诠释。

事实上,另一篇同样堪为“精品力作”的文章《“东汽精神”启示录—记在特大地震中“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东汽公司》则更具体、更直接的揭示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在国家民族每一次重大事件中不断显现、积累,从98抗洪到金融风暴,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始终屹立不倒,正是这种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有力的保障。

正是在这里,文章伸展开来,意义四处流散,有了自己的生命。(原文请见本刊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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