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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江堰新建小学,我还拍摄了这样一位父亲。当时,那里的教学楼全部倒塌,几百名孩子被压在下面未能生还,救援官兵争分夺秒地工作。现场有一个着便衣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埋头干活,开始我想可能是学校工作人员,直到下午挖到一个穿红T恤的小男孩,已经没有了呼吸。这名男子喃喃地念着“是他”,并掏出手机照像,我拍下这个过程,以为是学校要留资料,直到救援人员要将孩子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时,他才低声说:“拜托大家小心一点,我在这儿干了两天两夜,拜托大家了,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神经骤然紧张起来,原来他没日没夜地干活,就是抱着能救出儿子的一线希望,但得到的还是最坏的结果。救援人员安静地做着最后的工作,消毒,然后用棉被将小小的身体包裹起来。我的心被绞着般痛,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最后他坚持要自己抱儿子上车,就在他抱起儿子走向汽车的那一刻,这个中年汉子突然仰起头,用尽力气大吼了一声:“儿啊,爸爸最后再抱你这一回!”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虽然,我还在本能地按着快门,但取景框里已经一片模糊,这位父亲的脸在那一刻永远地刻进我的心里,是我在十多年采访经历中第一次产生要放下相机不忍拍摄的一刻,也是我穷尽所有摄影语言和技法都无法完全表述出的悲苦细节。

此后,我的镜头总会不由自主地对准一个个被救出的生命奇迹和不幸遇难的人们,并努力告诉自己除了流泪还有许多事情必须去做,我始终被一种力量推动着,不断拍摄,舍不得吃饭睡觉,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10天里拍了一万多张照片。从汶川地震新闻图片的传播效果看,那些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凸现人性的细节画面更能唤起人们心底的情怀,从而引起广泛反响,而我觉得,那一张张让人过目难忘和充满人性细节的发现,则都是摄影记者在具备了心灵接近的前提下才按动快门的。

选择拍摄考验判断,开阔视野全景搜索

在特大灾难报道的选择性拍摄采访中,有两个关键词尤为重要,即:判断力 + 视野。 此种采访与摄影记者平时习惯的指派性任务报道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预先固定的拍摄事件、拍摄对象、拍摄时间,摄影记者要依据事态发展、采访条件(如交通能力、物质保障、安全系数、发稿条件)、采访经验等随时制定和调整行动方案,即去哪里、采访什么、占用多长时间、会得到何种结果。到达了某个新闻现场后,还要对搜寻什么新闻,挖掘什么细节、占据什么角度、拍摄什么瞬间做出冷静分析。在这些选择拍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摄影记者用判断力来做出决定。而准确判断的前提是在全方位的观察分析中形成的。汶川地震中,政府公开透明的信息、互联网快速及时的内容更新、广播电视的滚动播出都给摄影记者做出判断提供了宝贵的事实依据。

我也看到一些摄影记者把大量时间花在路途奔波上,到达一个地方后匆匆转转很快就觉得没什么可拍,于是又跑去寻找另一个地方。其实只要身在采访一线,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能有新闻出现。摄影记者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像雷达般搜索有价值的内容。在多条线索面前也考验着摄影记者的判断力。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第一天,我得到三条拍摄线索。其一,成都的天府广场预计会有很多群众聚集。其二,在北川县城未倒塌的安全地带将举行政府哀悼仪式。其三,同是北川县城,武警某部队将在他们夜以继日展开抢救的废墟山上向死难者默哀。我选择了第三条线索,虽然经过连日昼夜奔波,身体已处在体能消耗的极限状态,站在摇摇欲坠的楼板上,腿不由自主地打抖,胳膊疼得抬不起来,有时只能跪着拍摄才能稳定住相机,但还是忍着浓烈的腐臭味道,坚持爬上有七八层楼高的废墟山,拍摄了《废墟山上的哀悼》,画面里满是倒塌废墟的大场景中,一根简易旗杆位于中心,降至一半的国旗迎风飘扬,在阳光下反射出血一般夺目的颜色,五百多名战士暂时放下手中救援工具,面朝国旗脱帽向遇难者行礼。之所以选择第三条线索,其中采访时机,对画面的预见等都是考虑因素。我当时的判断是—这种画面的安静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摄影记者需要具备宽广的视野,永不放弃发现。虽然千里战线上每个人都看似孤军奋战,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同行都在不同地点,不同时段以不同侧重点,不同角度书写着完整的视觉文献。(作者是《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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