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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工作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张持坚

 

各行各业都有科学发展的问题,新闻工作亦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工作空前活跃。无论是媒体的数量、媒体从业人员的数量,还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密集程度,其发展之迅速,都是前所未有的;媒体及其记者的自由度、相关部门对媒体管理的宽松度以及公众对享有新闻信息知情权的追求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是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进步,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艰难而又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和方方面面碰到各种各样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样,新闻工作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面临如何科学发展的严峻挑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新闻工作应该如何科学发展,新闻工作的“科学发展观”应该包含哪些要素,现在新闻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有碍新闻工作的科学发展等,都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

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考察,我觉得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一、依赖网络写稿。网络技术的出现给新闻信息的采集、写作和传播提供了巨大便利,“足不出户,写尽天下大事”,已是寻常之事。在充分认识和利用网络技术促进新闻工作开展的同时,有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有了网络,还要不要深入到第一线搞调查研究,还要不要和采访对象面对面交流?以穆青为代表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和采访对象坐在铺炕上谈心交流。他们的深切感受是,这不仅能获得第一手的报道材料,写出有广泛和深远影响力的新闻报道,也有助于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对新闻工作者自身的思想观念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的理念过时了吗?有人说现在是信息时代、快节奏时代,而新闻工作就是传递信息,下去搞调查研究的传统做法已很难适应现时的状况—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二、“孤证”式新闻。现在传媒刊登和传播的新闻很多,如以“传播价值”来衡量,其中有一些并无多少传播价值,原因是这些新闻信息仅是一个个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和普遍性之间鲜有关联。现代社会信息丰富,作为采集和传播信息的新闻工作者,为什么采集和传播这个信息,而不采集和传播那个信息,其选择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这个论述值得新闻工作者牢记。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它“新奇”、甚至“猎奇”而具有新闻价值,而是因为它具有典型性,能反映或说明面上的诸多问题,是“一滴能反映太阳光辉的水”。如果不是这样作选择,而是只要“新奇”,能吸引眼球,就放到媒体上传播,那么媒体对社会的促进功能就会弱化。而要具有对新闻信息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则需要更多和更深入地了解国情,了解民情,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对纷繁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分析、比较和筛选。这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在当今时代,还要不要练这个基本功,又如何来练这个基本功?

三、不能笼统地讲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公众对新闻信息有需求,新闻工作者应该满足,从一般的道理上来讲,这没有错。但如果这仅是少数受众,而其需求又夹杂着一些别样的意图,是否应该满足,就值得研究了。受众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群体,需求多种多样,不排除有的需求是不恰当的和不健康的,是有违伦理道德的,比如对名人隐私的“好奇”、对性犯罪细节的“好奇”等等。对此,媒体不应该满足。有时媒体报道一些很“刺激”、很吸引眼球的信息,满足了一些受众的需求,或许一时还能扩大发行量、增加点击率和获得广告等等,但很可能会因此损害更多受众的利益,包括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只要受众有需求,这个信息就要发,而要作具体分析,恰当地把握好和作好引导。作为生产文化产品的媒体,应具有与其职责相应的品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体是否更应该真正认识与实践这一点呢?

四、强化媒体的“通俗翻译”功能。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导致信息的专业程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受众接受和理解信息,媒体的“通俗翻译”功能不可忽视。近来医改方案公开接受公众意见,但一个普遍反映是,方案很“专业”,看不大懂。此反映不仅对医改方案,其他有些面向大众的方案和文件等信息,公众也有类似的意见。这要从两方面改进,一是发信息的部门;二是新闻媒体。对于面向大众的传媒来说,通俗易懂地向受众解析公众应知晓的新闻信息,是应尽的职责。而要具有“通俗翻译”的能力,前提是自己先要搞懂,然后再用公众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白的语言表述出来。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个不低的要求。现在媒体报道专业领域的信息很多,如金融方面的信息,引用专家的话也不少,问题是专业术语过多,而记者又没有通俗地解释,受众接受起来感到费劲。这恐怕和记者自己不懂,只好“照抄照搬”有关。新闻工作者如何应对“信息专业”这一挑战,更好地为受众服务呢?

五、媒体和管理部门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的“自由度”在增大,管理部门的“宽松度”在提高,这应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媒体来说,自主权的提升大大拓展了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思维和行为的空间,但并不意味着媒体和记者的行为可以不受约束,爱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是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在合乎社会和公众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的范畴内,严谨而又审慎地行使自己的职责。对于管理部门来说,给媒体更大的活动空间,是顺应了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有利于调动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公众更广泛地享有知情权。但管理部门对媒体的管理如何规范化,值得研究和引起重视。应该明确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使之有制度性保障,不能因为有的媒体出了些问题,就一律“严管”;或者出于管理层的主观认识,使得管理的严或松出现随意性;或者出于部门利益,要求媒体可以报这个,不能报那个等等。这些是否也事关新闻工作的科学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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