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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案件报道中彰显人文关怀

          赵荣君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案件报道逐渐成为新闻传播一个重要部分。案件报道在揭露违法犯罪、教育广大群众的同时,也容易给当事人造成直接或隐性的“情感伤害”。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案件报道理应更充分地人文关怀,提升报道品位,发挥推进法治进程,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案例选择:情系困难群体

除了凶杀、暴力、色情、恐怖等情节和场景,见义勇为,渴望公平的矿难家属和讨薪民工以及公益诉讼等内容都是案件报道的报道素材。

每家有影响的法制报刊和广播电视法制栏目每天都会迎来不少来访群众,接到很多来电来信。热心接待每一位来访人员,耐心倾听他们的诉说,从他们的故事中挖掘素材,写成报道制成节目,以案说法,以理服人,解剖一“点”、教育一片,亦会产生很好的社会效应。

案件报道当然不能缺少犯罪新闻,要揭露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罪行,给更多行走在悬崖边上的人以必要警醒。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在案例素材选择上,着眼于困难群体的需要,以普通人对法律的需要为重点,在普及法律知识的同时,通过报道尽可能帮助普通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教育更多群众学法、守法、用法律武器捍卫合法利益。在具体操作上,一定要克服重刑事轻民事的倾向,很多民事案件和民生息息相关,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

尊重并保护普通人的隐私权是案件报道充满人文关怀的体现。对于原被告双方都不想声张的案件,除非事牵公共利益,媒体应该回避。

案件报道中,对当事人、受害人、未成年人保护,是人文关怀的体现;不对恶劣刑事案件进行猎奇式的细节报道,也是对社会负责,对广大受众负责,是更大意义的人文关怀。

保护受害人应成为铁律

在案件报道中穷尽一切手段保护受害人应成为一条铁律,以充分体现对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在报道强奸等案件时,不要说点出案件受害人的真实姓名,披露受害人的职业、年龄、居住地等资料信息,否则容易让当地群众清楚地猜测出其身份。基于同样的道理,报道邻里纠纷乃至亲属之间普通的民事案件时,媒体也应最大程度模糊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有效降低对当事人今后工作生活的负面影响。

推而广之,在实际新闻采写中,应该坚持对事不对人,尽可能保护案件当事人的原则。案件报道要给有罪错者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应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因此,记者在采写案件报道时,只要不妨碍真实性原则,即使对犯罪嫌疑人,也应本着能不点名就不点名、能模糊就模糊的原则处理新闻。    

技术运用体现人文关怀

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关注法律关系中的人物命运,还需要用尽可能的技术手段保护案件当事人。综观同城数家报纸对同一案件的报道,经常会发现不同媒体对图片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报纸在当事人脸部打上“马赛克”,有的报纸图片采用了当事人的背影或侧影,而有的报纸却将未经任何技术处理的图片直接刊登出来。媒体对人文关怀的重视程度,很快分出高下。

在同题报道下,电视、互联网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一般来说要大于报纸、广播造成的伤害。因此,越是技术含量高的媒体,越应该注意利用技术手段在报道中体现人文关怀。此外,除非万不得已或为了重大的公共利益,个人认为在要求严谨的案件报道中最好少用“偷录暗访”。这些材料有时难免偏离客观。

客观公正  最大的人文关怀

由于案件报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涉及对人的评价,因此平衡和不偏不倚原则在案件报道中显得尤其重要。客观公正要求对一个案件涉及的各个方面都进行报道,保持超然并对所有当事人都采用相同的标准。媒体关于2006年8月北京发生的“崔英杰刺城管案”的报道,应该说在客观公正方面做得比较好。崔英杰能免一死,此后许多城市政府能出台宽容摊贩的新政策,离不开媒体的客观报道,全面展现事件。

当然,纯粹的客观性不存在。有时由于事件本身存在问题,新闻媒体很难真正了解真实情况,从而被“误导”。因此,在报道复杂案件时应格外注意平衡、全面展示各方声音,不要偏听偏信,为一方所左右。在最大限度内做到客观公正。

案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要求媒体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公正地面对和记录案件的新闻事实,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尽量把负面事件造成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点,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作者单位:天津日报社群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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