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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还“炒作状元”

□ 周云龙

每年高考成绩发榜之际,媒体记者便开始四处打探本年度的高分考生,今年当然也不例外。那些省级或地市级的“状元”、文科或理科的“状元”,当天晚上便开始接受平面媒体此起彼伏的电话采访,第二天又是电视媒体小台大台的轮番轰炸。本省一个理科状元,在媒体记者N遍的同题提问之后,突发奇想:早知道这样,少考几分就好了。记者不解,追问其故,考生的家长解释说,少几分就少这么多的关注,她希望生活平静些,不希望被人太多打搅。

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了,去年、前年,我的同事去追踪采访“状元”回来时,就感慨万千地转述过这样的感慨。

“不炒作状元”,媒体每年都要作为一个热点话题拿出来说说,但是,C版说不炒,A版还是照炒不误,此时说不炒,彼时还是要大炒特炒。

媒体,特别是都市类媒体为什么要出尔反尔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炒作状元(不仅是高考的,还有中考的)?有人说,中国人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状元情结”,有人说,媒体是想借此吸引受众的眼球。以身在此山中的媒体人的角度,我要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高校招生考试、录取阶段,与此相关的资讯最受关注,但是,那些资讯都是共享的,而媒体的竞争,拼的常常是独家报道、自选动作,当然,我们可以点评获奖作文,分析线上生源情况,可以邀请院校招生负责人或有关专家,提供志愿填报指导,但这样的报道对象性太强,而考生往往可能嫌浅,广大受众却可能嫌闷;当然,也可以对高考制度、高考改革方案进行剖析、反思,但现在许多地方都已实行分省命题,本地媒体评论本地高考方案,容易影响稳定,操作空间十分有限,而议论外地的高考,考生、家长和受众又不会太关心。

所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媒体,明智的选择可能是寻求新闻中的人,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事实上,最有故事的就是“人”,阅卷的老师,一般不方便接受采访,特别是电视媒体的采访;成绩优良的贫困生,一时间仅仅凭考分很难做出家庭背景的推断,而且涉及太多家庭、个人的隐私,不宜操之过急,所以,高考成绩公布之际,只有“逮”高分考生,相对简单、容易些。况且,相关的学校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展示教学成就、自身形象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对媒体宣传“状元”持不赞成态度,理由大致有二,一是在高考之前已经有许多更拔尖的学生被顶级大学录取,高考中产生的第一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当届学习最优秀者;二是对高考“状元”的宣传容易给人落下“智育第一”或“应试教育”的话柄,与素质教育的要求不相符合。但是从媒体角度,对收视率、发行量或其他一些东西的追求,使一些媒体对于“状元”有着近乎本能的兴趣。

在媒体自发地搜索状元、追踪报道的现阶段,状元们其实是没有太多拒绝的自由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躲”出去,或者将手机“掐”掉、电话“关”掉,甚至冒出“少考几分就好了”的念头。

虽然这只是个别的声音,而在热点新闻、突发事件面前,媒体记者“一哄而上”早已是习惯动作。这个习惯动作没有改变,那么“不炒作状元”愿望还将一年年地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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