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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线”如何“跑”出“热”新闻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组织与应对

 

 

 

 

编者按  重大突发事件考验媒体的紧急应对能力和战斗作风,这需要一朝一夕的有意识积累。无论是价值取向、评价标准,还是应急机制、支撑体系,以及报道预案、动员能力,都是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媒体能在面临严重情况,甚至人员架构都被打散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进行有序报道;这样才能保证报道方向不出现偏差,信息传递充足且透明,领域覆盖全面不偏视。

5·12地震及抗灾报道,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文字信息还是视觉传递,都体现出中国媒体日常备战的功力,其表现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这些实战中的思考还将为以后提供视角和思路。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

报道系统的主要取向和基本支撑

      吴锦才

重大事件发生时,新闻报道应如何更有效率地投入运转?尤其是指挥组织系统的应急安排,应以何种方式实现有序有效有力呢?这里结合一些报道实例作粗浅探讨。

争取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高度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竞争,主要围绕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和深度重点报道展开。

首先,是“第一时间”的决断。

毫无疑问,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体的天职是尽快了解真相、尽快发布新闻。“第一时间”就应该包括这两个层面的内涵。

在了解重大事件发生真相方面,新闻机构所存在的最大难点,概括而言:一是没有得到线索。这将直接导致判断失误。二是事发地距离遥远,没有本机构所属记者在场。这一点可以用时间作为交换条件进行弥补。三是有些事件情况不明,权威机关尚无结论时,没有判断依据(包括在过去的习惯操作中就突发事件向各主管机关送审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坐等权威机关结论,往往错失宝贵的已知新闻资源的价值。

针对以上三种难点,解决办法应是:

—建立线索网络。线索建设是新闻机构最起码的制度建设,这包括新闻机构各层各级人员均应养成对新闻线索的高度敏感,从而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时刻不间断地注意搜集各种突发事件的征兆和信息。一旦获知发生突发事件,即应按规程安排采访、发稿。获知事件及征兆、迹象、线索的各地方、各领域记者、编辑、发稿人和其他人员,均有向编辑部报告线索和发稿的责任。

—迅速派出所属记者,利用已有渠道迅速核实事实的要情、程度、范围。而在我国幅员如此广大的国情下,建立一个较广泛的信息员网络或报道员网络,也是必需的信息采集的辅助性网络。

—在结论不明情况下,根据自身经验和判断,先做已知、已确定部分内容的报道;此后根据获知情况的增多组织滚动报道。突发事件种类繁多,差别细微,权威的消息来源是确认事实的基础条件。同时,也不能排除或看低记者采集现场情况的能效。有些事实,凭个人经验可以判断,其核心力在于记者与现场的距离。离得越近,判断越真。因此,当事件的权威主管单位无法及时提供明确判断时,编辑部应根据多个消息来源特别是本单位现场记者的自行判断,及时发稿。编辑部对事件的性质、原因、具体地点等所作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性时,可根据已确知的内容作概括式发稿,随后滚动播发新的信息。如2008512日汶川地震波及全国多数省区市时,新华社对外部在编辑人员感受到相应震感时,在没有中国地震局的核实情况下,发布“北京有震感”的消息,争取了时效。

—突发事件报道争取“第一时间”的特殊发稿格式。为求快,从获知线索到播发稿件,均应尽量以“一句话新闻”争取时间。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同志归纳了一句话,就是“首先必须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喊出第一句话”。汶川大地震开始两天,灾区通信中断、音讯全无,难以知道哪个地区灾情最重,在这种情况下,新华社确定报道任务就是,把记者撒出去,把真实情况了解到,报告中央,告诉世界。新华社记者在震区多数以一句话或者一张照片传出一个信息“盲点”的消息,以快讯形式发布其行踪和见闻,是正确选择。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编辑部即自行进入报道应急状态。处于应急状态时,突发事件编辑岗位24小时值守,对来稿库的跟踪则以秒计。通讯社、电视台、网络等电子传播介质形式,越来越多地对此形成共识,从而确保时效。

其次,最大可能接近和进入第一现场。

任何新闻机构不可能把自己的记者分布到世界各地点,其密度总是有限。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做的是就近派出记者,最快接近乃至进入第一现场。汶川地震当日下午,李从军社长和何平总编辑来到新华社总编室,打电话调兵遣将,一个个电话打出去,正如发出明确的军令:“克服一切困难,用最大可能,接近汶川,进入汶川”,四川分社刘欣欣、陕西分社于绍良、重庆分社杨维成等分社社长和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把自己的一路路记者用最快速度放出去,从南面、从东面、从北面,几路人马直奔一个地方—汶川。甘肃分社社长王丁派出副社长王增海带领的记者队伍,直奔省内重灾区文县。陕西分社于绍良当夜到达宁强重灾区,组织陕西灾区报道的同时,继续向四川青川、北川进发。这些行动,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常识,也就是战地摄影记者卡帕说的:“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现场不够近。”新华社记者努力地进入了一个个灾区现场,在震区全面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第一”和“最”的记录:徐壮志,在多次苦苦等待后终于挤上进入汶川县城的直升机,于141030分在空中第一个拍下并传回汶川城震后图像,他161230分又乘直升机进入茂县,这时他仍是第一个从茂县发出文图报道的记者。侯大伟、谢佼、李彤、徐博乘冲锋舟渡水后步行于141630分进入震中映秀镇。军事记者李宣良、黄书波也在步行向汶川进发的部队行列中,行军12个小时,行程50公里,于142030分到达映秀镇……事后结果证明,这一路路记者所选择的路线没有偏差,他们了解到了最真实的情况。第一现场亲眼所见的信息的价值,怎么衡量也不过分。尤其是照片,如果没有摄影记者的现场拍摄,那些感动人心灵的瞬间画面,可能就消失在少数人匆匆一瞥中了。

在记者赶赴现场时,优先动用了新华社所掌握的和所能利用的一切交通工具资源。地震当天,出现了各种典型的阻碍因素:一是缺少越野车;二是车过了都江堰公路即告中断;三是直升机遇到震后大雨难以降落,出发的几架又返回机场。原有一些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预案,都难以实施。最终,有效克服这一切困难的,依靠的是两样:一是相对现代化一些的直升机,气象条件一旦符合,军事记者即想方设法地登上去;二是用最原始的办法—步行,新华社有多路记者背着海事卫星,进入震中映秀。此后多日,记者们多次步行爬山进入唐家山等直升机、车辆都一时难以进入的采访地点。在这一过程中,全面检验了记者采访中的应变能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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