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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线”如何“跑”出“热”新闻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组织与应对

 

 

 

 

突发事件的

深度与核心呈现

  秦  

 

突发事件给了新闻媒体一个检验反应与速度的机会,然而一味抢拼速度不是所有媒体制胜的法宝。在争取速度的同时体现深度和核心,是以深度见长的新闻周刊类传媒努力的方向。在地震报道中,《中国新闻周刊》共策划了4期特别报道,包括514日出版的《大地震》,6篇文章共计23页;521日出版的《国殇》,13篇文章共计40页;528日出版的《汶川的孩子》,10篇共计38页;69日出版的《一个国家的动员》,20篇共计58页。一个从现场到故事再到解释的纵深过程,逐渐呈现。

周刊的速度和深度

515日—地震后的第3天,《中国新闻周刊》第371期《大地震》已经上市。而此时,《南方周末》号外是唯一以同样速度报道地震的周刊周报类媒体。因为快,在部分地区,本期《中国新闻周刊》销售一空。

抢时效本非周刊特长。但《中国新闻周刊》的定位和出版周期(恰逢地震次日出版),让它成为中国最早报道大地震的周刊之一。这种快速报道又和电视、网络和日报有所区别,后者更多是对零散信息的即时更新。而当读者了解到由他们传达的地震发生的消息后,心理预期是看到相对完整的状况。

所以,《中国新闻周刊》选择两个地方进行报道。《北川,一夜倾城》借助中国新闻社的资源—在距北川县城约40公里的绵阳,驻有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这位记者找到从北川逃出的幸存者,对地震发生时那一瞬间进行了还原。而《汶川,回不去的家》是在通讯中断、人们无法进入这座孤城的情况下,描述在成都的汶川人对家乡的极度担心并传递信息。这是一个比较取巧的做法,算不上深度报道,但在汶川没有任何消息的前提下,填补了信息空白。

杂志的快速报道,还需要优美耐读的文本。毕竟,读者要花8元钱买《中国新闻周刊》,而且阅读方式不是快餐式浏览。即使再急迫的报道,也需要对文字的打磨和对故事性的要求。为达到这个效果,周刊地震报道写作组于512日成立,负责对前线记者发回来的短信和电话录音进行加工。当时,震区的通讯几乎全部瘫痪,不可能指望像平时一样发稿。为了强化现场感,后方采编人员还要找来相关的照片和网络视频观看。

资讯组也在同一时刻成立,搜罗海量信息、分门别类整理好,变成周刊风格的语言,供相关编辑使用。对于深度或准深度报道,背景或者解释性文字非常重要—比如北川坐落在地震带的什么位置,汶川县城里的建筑结构等。这些信息虽然不能单独构成新闻,但合理使用后让文章更为厚重。对于一本周刊来说,仅有现场不够。在网络上搜索大量信息后编辑们发现:在地震发生后,读者非常关注地震预报—这是人对灾难的第一反应。于是,在科学版面编辑的策划下,《地震预兆迷局》在本期刊出,促成了科学新闻和灾难新闻的结合。

综合这期报道,是一个周刊操作的常规化思路。有点——北川、汶川,还包括更具体的点,对都江堰学校倒塌后被埋孩子的特稿式描述;有追忆式报道——对唐山大地震的回顾;还有时事新动栏目中的《全国驰援汶川》,是对震后全国动作的关注。历史篇和“驰援汶川”构成一个坐标轴,而横纵坐标的焦点是汶川。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多深度报道中同样适用。

故事背后的人性

515日前后,《中国新闻周刊》2名编辑、9名记者赶往成都。他们是此次报道的主力军,并承担了编辑部前移的功能。这次地震中,很多媒体都采用指挥部前移方式—在通讯不畅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加强前后方沟通。而对深度报道或者新闻策划来说,记者与编辑的沟通尤其重要,否则,前方线索和后方思想无法结合,深度无从谈起。

对于灾难报道,基本有如下规律可循:首先是简讯;其次是略微详尽的报道—诸如死亡人数、灾难原因初析等;第三是开始救援的消息,还包括灾难现场特写。接下来就是故事,描述灾难中的挣扎与人性;再接下来开始反思灾难原因,进而开始从制度层面提出如何避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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