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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我的心, 从来没有这样处于矛盾之中。

在灾区采访的几乎每一天,我都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是进,还是退?是采访,还是放弃?是尽一个记者的职责,还是努力去拯救生命?

这些问题时刻在折磨着我,相信也折磨着所有的记者同行。

走,还是不走?

513日夜,这个问题折腾得我一宿没睡。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可供我选择的路线有3条:搭载直升机、乘坐冲锋舟,或者步行挺进。搭载直升机或乘坐冲锋舟,受天气因素影响太大;相比之下,步行最为艰难也最为保险—只要我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就可以和“铁军”的官兵们一起坚持到底。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却陷入了矛盾—不是担心路上可能遭遇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而是担心自己成为部队的“拖累”。

“铁军”师长杨剑已经同意我和另一名新华社记者黄书波随部队行动。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强烈荣誉感的集体,部队不可能中途丢下我们这些穿军装的记者不管。然而,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一旦一个人倒下,至少需要10个战友扛着他走,况且我们每人还背着30多公斤重的器材。

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和黄书波强打精神,跟随部队上路。一路上,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倒下!千万不能影响部队行动速度!千万不能耽误部队救人……

12个小时后,当我们在夜色中抵达映秀镇时,看着胳臂和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时,竟然感觉不到疼痛。

打,还是不打?

我右手的食指放在海事卫星电话的拨号键上,迟迟决定不了是该摁下,还是该收回。

在映秀镇的7天7夜里,最难的是没有电。

每次写稿,都事先打好草稿或腹稿,再以最快的速度敲进电脑;为了延长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时间,我把屏幕亮度调至最暗;海事卫星电话,除了发稿,绝不能拨打,编辑部的同事和后方的家人,是通过稿件的电头才知道我们的行踪……

可是,515日下午,当我用海事卫星电话传完稿件之后,一抬头发现周围站着七八个受灾群众。虽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和手里捏着的纸条告诉我—他们想打一个电话!

在通讯和交通中断后的“孤岛”映秀,有多少幸存者想向外面的亲人报个平安,外面又有多少人想知道里面亲人的下落!我们的海事卫星只剩下2/3的电量,帮他们打完电话,我就一条稿子也发不出去了。一边是做人的良知,一边是记者的职责—我该如何选择?

此刻,我多么希望我不是记者,而是一个纯粹的志愿者,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我也可以不受内心的煎熬。

那样的眼神,让我无法拒绝。我接过他们手中的纸条,快速地帮他们拨打。可是,大部分电话都无法接通。偶尔接通后,拿着话筒的受灾群众也仅仅和亲人说两句“我很好!”“不要担心!”便匆匆把话筒递给下一个人。

7天中,这样的电话,我拨打了100多个,接通的只有大约1/1,与亲人联系上的也就二十来个。虽然我们可能因此少发了几条稿件,但现在想来,并不后悔。

回,还是不不回?

我看着手机上一条短信,一会儿写好回复的内容,一会儿又删掉。

520日,当我离开映秀回到成都,打开手机,有一条短信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李记者,你好。我是你报道的那5个韩国留学生司机的妻子,你知道我丈夫的下落吗,他现在怎样?”

517日,在映秀救援的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搭救了5名韩国留学生。地震发生时,他们正乘车赶往卧龙看大熊猫。从山上滚落的巨石将他们乘坐的车撞翻,司机不幸遇难。

我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只是没提司机遇难。一直在寻找丈夫下落的这名司机的妻子,看到新华社的稿件后,辗转找到了新华社总机,又通过总机找到军分社,又通过军分社找到了我的手机号码。在映秀,手机没有信号,于是,她就给我发了这条短信。

我该怎么回?是告诉她事实的真相,让她彻底放弃;还是保持沉默,让希望在她心中继续生长?

直到现在,这个短信我都不敢回—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

在一处处废墟前,我恨不能扔下手中的采访本和相机,和救援队员一起抢救幸存者。在灾区的每一天,我都充满愧疚—为自己不能做得更多。

只到6月8日,水利部的工作人员给正在唐家山堰塞湖大坝上的我打来电话说:“我们是看着新华社的快讯,判断唐家山堰塞湖的险情的。”我的愧疚才有一丝缓解。

“用新闻拯救生命”,印在我们T恤衫上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所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职责,以一个新华社记者的方式,拯救生命、抚平伤痛。(作者单位:新华社解放军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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