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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震灾采访手记

李宣良

 

谎言

“你在什么地方?”

“在成都军区大院的帐篷里。”

“有吃的、喝的吗?”

“没问题,伙食好得很!”

“没紧要的事,就别乱跑了。”

“好,这几天我一直在这里。”

……

这是68日傍晚,在地震灾区采访的第26天,我与远在江苏的母亲的通话,我不得不用一个个的谎言,宽慰老人紧张的心。

事实上,此时,我正在唐家山堰塞湖的坝顶上。就在通话前的5分钟,这里刚刚发生了一次强烈余震。如此大的余震很可能导致坝体溃塌或导致大的山体滑坡。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对坝顶的人员都是灭顶之灾。

我扶住铁杆,稳定了一下情绪。拿起早已校准了方向的海事卫星电话,迅速拨打编辑部电话,向编辑黄明口述快讯。走出帐篷,我看到葛振峰上将和其他几位将领正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施工,官兵们并没有因为余震而停下手中的机器。自上坝施工以来,所有人都24小时连轴转。每人每天只能喝上一瓶矿泉水,能吃上一顿方便面,就算是“首长待遇”了。

“没什么危险!”“保障条件很好……”和我一样,几乎所有在坝上施工抢险的官兵,都对亲人撒了谎—谁忍心让自己的家人,为自己担心?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范晓光中将,上坝抢险时压根没告诉老伴。他的夫人吴晓鸣是从我在大坝发回的报道中,得知了自己老伴的消息。老伴好不容易接通范晓光的电话,声音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嘿嘿,没事……啊,小心你要当寡妇啰,哈哈!……”

端午节那天,范晓光给老伴打来电话:“坝顶又开辟一个直升机场,是‘第二国际机场’啊,每天都可以起降几十架次中国、俄罗斯的直升机呢!……挺好,我们还吃到粽子和鸡,哈哈!……”

“第二国际机场”,是大坝溃决时人员紧急撤离时的备用起降场;至于粽子和鸡,只是在咀嚼味道像蜡烛一样的压缩饼干时,心中的想象。

“女儿还好吗?”在灾区采访的一个月中,只要有机会给家里打电话,我的第一句话总是不变。“挺好的。可乖了,自己吃饭,按时睡觉。”妻子的回答也几乎每次都不变。

613日,当我返回北京第一眼看到女儿时,不禁吃了一惊—胖胖的小脸蛋整整瘦了一圈,细嫩的胳臂上还留着几个红红的针眼。

“你走了没几天,女儿就发烧,换了几家医院,也没查出什么原因,只能每天打吊针。北京又流行手足口病,可急死我了!”说到这里,妻子的眼圈红了,“怕你担心,就没告诉你。”

眼泪

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不应该流泪,应该坚强地、理性地、客观地记录和传播。

可是,从513日晚进入都江堰市新建小学救援现场采访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担心自己能否挺得住。

几百名孩子被埋在废墟下,守候在这里的家长已流尽眼泪,再也哭不出声来。在粉碎性坍塌的校舍四周,高高的居民楼无一倒塌。墙上的道道裂缝,似一只只眼睛,无情地看着这一切。

机器的隆隆声中,一具接一具孩子的遗体被抱出来。孩子的胳臂、身体,已经变青、变紫,有的手里还拿着课本、身上还背着书包…… 我仰头望天,天空一片漆黑。我努力不让眼泪流出,目光从上往下滑落,慢慢地……突然,一个红色的文具盒突然闯入我的眼帘—一个被挤压变形的、喷绘着米老鼠图案的、崭新的文具盒,静静地躺在我的脚下。同样的文具盒,就在几天前,我刚给女儿买了一个。

文具盒上的米老鼠仍在欢快地笑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也许是初为人父的缘故,在灾区打动我的、使我不能自已的总是孩子。

最后一次落泪,是从重灾区回到成都后,突然收到了一封父亲发来的电子邮

“在新华网,看了你部分抗震报导,得知你徒步走进震中映秀镇,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骄傲。

在灾区采访,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保护自己。

……

家中情况,请放心。”

父亲是一个沉默、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并不会上网,这封信一定是他写在纸上,请别人发到我邮箱的。因为电话联系不上我,他知道我只要发稿上网,就一定能收到他的邮件。我反复阅读父亲写给我的每一个字,只到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坐在电脑面前,任凭泪水毫无遮拦地流淌……

已经记不清了,在灾区到底流过多少次泪。 每当滚烫的泪水从脸颊上滚落时,我觉得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净化和洗涤。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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