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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震区经历情感考验

        朱红军

对于一线记者,汶川大地震是一次空前考验。记得一次在红白镇夜间采访,一位被困107小时的幸存者成功获救时,已是凌晨一点,我和同事是唯一的在场记者,正在紧张地电话发稿,突然余震来袭,听得背后废墟上矗立的危墙哗哗倒塌,我们下意识逃开,才侥幸安身。夜间在采访现场宿营,常常像躺在摇篮里,四边山上巨石崩塌的声音清晰可闻,总是彻夜难眠。

因为地震,灾区断电断水,网络更无从谈起,这给记者发稿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所幸我们是周报,尚显从容。在灾区,遇及同行,总是互相询问,哪有可以发稿的地方?事实是哪儿都没有。灾后最初几天,往往就是连夜来回,彻夜写稿,到了后期,通讯畅通了,就改为前方电话讲述,后方编辑整理成稿。一场新闻速度的大战,此时已经蜕化成最原始的口耳相传。

去真正的现场,是每一位记者的愿望,但因交通中断,这一愿望许多时候变得奢侈。最省事的办法是追随救援的解放军部队,而有些深山里的乡镇,部队一时都无法到达,就只能想方设法坐上救援直升飞机。我曾追随过北京军区工兵团,国家地震局救援队,在那样的灾难环境里,部队不仅是那些受难灾民的保护力量,于前方记者,亦复如此。

徒步,是最无奈的选择。许多山区的道路,临时塌方,车辆寸步难行,徒步成为唯一的可能。我的同事在汶川失去联系的那几天内,曾尝试过徒步进军,十几公里山路,动辄一日。在去红白镇路上,因为道路艰难,车辆如蚂蚁般移动,我们曾步行一段路程,每遇及塌方地段,常有驻守的当地警察谆谆告诫,快速通过,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冲刺往前,仍忍不住朝山上张望,那些崩塌处,巨石摇坠,常常后怕。沿路所见的那些被石头砸扁的汽车,被泥石流掩埋的只剩车尾的汽车,不断强化着这种担忧,与心理的恐惧作战,是每个记者必须过的关卡。

一旦进入现场,寻找采访对象是容易的,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乐意分享自己惊心动魄的经历,那些家属受难的人,也不排斥对记者表达忧伤。记者需要克服的依旧是自己,第一次见过那样的惨状,看到那样多的被地震伤害得体无完肤的同胞,从来没有听闻过那么撕扯人心的哭声。许多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对方正陷入亲人永诀的绝望中,我该如何残忍地发问?我记得在绵竹汉旺的东汽中学,一处操场上停放着从废墟里挖出的遇难者遗体,还有家属匍匐身旁的痛哭,我举起相机,试图拍摄,终有一位家长在听到相机的拍摄声后,回过头来,眼光令人难忘。我突然惭愧之极,即便作为记者,即便可以说是出于工作需要,我是不是有权利去展示别人的忧伤?

身在灾区,总有些故事,会令你动容,令你觉得中国的希望。我遇到一位志愿者,地震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就投入到抢救工作中。我在映秀见到他的时候,蓬头垢面,一件T恤已经变色散发着霉味,正准备和解放军徒步进山数十小时,如果没有地震,他是重庆的一位白领。我要给他拍照,他说,你就拍T恤吧,因为T恤上满是人名和电话号码,他说,这些都是志愿者,他们在灾难现场匆匆相遇,纾难助残后,彼此留下痕迹,又匆匆告别去往他处。我想,这样一件T恤,是有资格进入将来5·12地震纪念馆的。(作者单位:南方周末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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