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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媒体助力

              陈发赐  马玉瑛

改革开放30年,温州经常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温州模式”从产生至今,一直为社会和专家关注。在温州改革开放历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不可轻视,那就是媒体的推动力。有新的实践就及时总结,有新的突破就及时报道,有新的争议就及时探讨—正是在诸多媒体的助推下,温州才能在困难重重中走出独特的“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发展路子;才使得这个偏居于东南一隅的城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在“苦恼问题”的讨论中解放思想

—媒体是话语平台的提供者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放思想,话语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在信息传递并不很发达的当时,党报积极承担了这一重任。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带来了农村改革的春风,然而受长期以来极“左”思想的禁锢,文件刚一下达到温州,就引起了一场思想大震荡。争论最激烈的是文件中提到的包产到户。在一些人眼里,“包产到户”就是洪水猛兽。

这个问题,也同样尖锐地摆在《温州日报》编辑部的桌面上。作为党报,无法回避包产到户的问题。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下,《温州日报》通过调查研究,针对干部的现实思想,开展了一场“苦恼问题”的大讨论。1980927日,《温州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来信》,引起了全市城乡的强烈反响,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读者来信来稿,畅谈自己的看法和体会。这场大讨论持续3个多月,共发表34期、147篇文章。

报纸一讨论,马上就引出了一批鲜明地倡导包产到户的文章,这使编辑记者大受教益,也使他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逐步加深,是金光大道还是独木小桥?是局部有用还是普遍适用?是权宜之计还是根本大计?主持“苦恼讨论”的编辑,经过认真学习,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尽管当时肯定包产到户的文章不少,可是那么直截了当地从责任制的高度上肯定,这在新闻界还是比较少的。

关于“苦恼”的讨论,可以说非常及时和必要,它不但帮助农村基层干部进一步领会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更重要的是消除顾虑,纠正错误。19841012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加编者按整版刊发了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艾丰采写的长篇通讯《已是山花烂漫时》,生动记叙了发端于温州的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进一步宣传并确立温州的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重要地位。

回顾这一历史可见,正是媒体提供表达平台推动社会讨论,让最大多数人参与到争论和反思中来。《温州日报》把农业上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大胆地推广到乡镇企业上来,这在当时,不仅需要准确的政治眼光,也是需要很大政治勇气。正是这种媒体的勇气大力推动了温州的思想解放,也使温州的家庭工业一萌芽就得到舆论支持,加速“温州模式”的基础—家庭工商业的发展。

看准了的新创造,就坚决报道

媒体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和守望者

浮动利率的突破、农民建城的创新、小商品基地的开拓……都是发源于温州的新鲜事物。然而,这些新事物在出现伊始,中央都没有明确政策,基层则“百家争鸣”,赞许支持者有之,反对责难者亦有之。媒体如何准确望”?

“看准了的东西,就坚决报道,就应敢于独立地负责”—《温州日报》坚守了这条信念。《温州日报》是浙南游击纵队创办的,至今已有61年历史。在文革中曾被迫停刊,后于1980年复刊。复刊后的《温州日报》改变采编作风,放手让记者到实际生活中选题材,做文章,由此使真正来自群众的创造、经验和问题能够迅速成为报纸的关注焦点,为当时还比较艰难的农村改革发挥冲锋号角、舆论开路作用。

“离土离乡,务工经商”是温州农民在实践中的一个创造,别看这两句话在今天已成日常用语,在1983年可还是个禁区。这时,一篇稿件来到了编辑部:文成县有17位农民到上海郊县借地办厂。编辑看了眼睛一亮:好一个创举和突破—按照传统的“单项疏散”观念,作为一个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是万万容不得农民进城的。编辑认为,此举对发展“温州模式”有重要作用,文章后来刊登在《温州日报》头版头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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