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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外记者”的48小时

            

3月13号下午两点半,当我走进北京站旁的宝辰饭店时,虞伟正为一些“琐事”操心。

他来回奔波于八楼和一层大堂之间—客人晚上就到,必须现在把所有房间安排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主要工作”,这名《南方都市报》记者说完转过脸去,给的士司机打电话,安排他去机场接人。他所说的主要工作就是“会务”。

会议是《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广东解放思想论坛”—解放思想是今年两会的一个热点。

和多数同事一样,虞伟没有拿到正式的两会采访证,但他同样为两会报道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前天订下要做这个论坛。当天晚上开会到12:00,敲定参会的专家。我的同事昨天凌晨两点把方案写出来,上午11:00,我们开会讨论他的方案。然后联系专家,了解他们的时间安排,昨天下午3:00多才确定会议议程。”这天早上,虞伟不到8:00就和发改委的专家沟通参会时间、讨论希望他主讲的内容。同时开始布置会场、安排房间。

作为一名深度报道记者,虞伟负责《南方都市报》两会报道“国是开讲”栏目稿件的采写。会务只是他“全能型”工作的一小块。

“说说你平常还做些什么,除了这个论坛?”我很想知道,一个“会外记者”怎么报道两会。

“我们每天都关注两会的热点话题,从中找出我们要做的选题。两会刚开幕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少提案议案在反思刚发生的雪灾。我们决定做一期与此有关的内容”。定好选题后,虞伟接着开始了持续48小时的劳作:“我们下午3:00多钟决定做雪灾。定下选题后首先要‘做功课’:我看了许多资料,发现大家对雪灾的反思有两点:一是民众抱怨救援慢,二是民间救助不足。于是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去解读雪灾。一是讨论中国的救灾体制,这要找一个了解中国救灾体系的专家,他可以从历史的观点谈这个问题。另一个是民间救助情况,一些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救助机构是怎样的呢,比如红十字会等等。于是,我们决定采访两个专家,一个二十多年前就从事减灾救灾工作,还获得过联合国救灾奖,另一个则来自中国红十字会。”

“功课”从下午3:00持续到晚上7:00。找出报道角度,筛选完合适的接受采访的专家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怎么找到这些专家?

“专家我们也不认识呀,怎么办?就是看有没有媒体曾经报道过他,然后我们就找这个媒体,找那个报道过他的记者问号码。”“能保证都能找到吗?”“有风险,但我们要努力去做,工作量很大。”

晚上近10:00。虞伟终于联系上那位熟谙中国救灾体系的专家。专家同意第二天上午10:00在单位接受采访。这时,虞伟和同事们认为还需要采访一个交通领域专家,探讨危机中交通瘫痪问题,确定采访国家发改委交通研究所所长,约请他第二天下午1:00左右接受采访。而中国红十字会的专家则确定为下午3:00。

“非常紧张,要和专家反复沟通,错开采访的时间。”

夜里11:00。第二天采访的专家已经基本约定。虞伟开始进一步整理第二天的采访提纲。和专家沟通时已经有一个大致的采访主题和采访重点,这时,主题和重点需要细化成具体问题。这个工作也要持续一两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7:00不到,虞伟起床。“晚上睡不好,睡觉也睡不着。早上爬起来就上网,看大家对这个主题的讨论有没有出现新情况。当你决定做某个题目之后,就要不断关注关于这个题材的最新资讯。只要采访没有开始,我都要随着关注。” 虞伟说,“记者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更多要通过资讯弥补知识的不足。这很关键。不能用老眼光、固有的认识来看待这个事物,那样,报道就太陈旧了。”

上班高峰期北京堵车。虞伟必须提早出门。在出租车上,虞伟打开电脑,同时随时关注手机短信:每天早上,虞伟的手机都会收到新浪搜狐等几大新闻网站发送的信息,告知他当日的新闻头条和重大报道。

后面的时间异常紧凑:上午9:00,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然后赶到国宏大厦,采访发改委专家,之后是位于东单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间插空吃个快餐。晚上6:00,一天的采访才大体结束。紧接着,“扒”录音,写稿。

“有的采访不一定有用,我们还会补充采访一些人。专家擅长哪些领域,我们会做一些基本的判断,但不是准确的判断,有时候会做一些无用功,需要重新再找。不停地找。这很正常。” 虞伟说话时经常眯着眼睛,“很累,主要是时间很紧张。”

第三天中午,6000多字的成品稿出炉。

接着,新的选题和任务又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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