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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丢丢的故事》,居杨全方位展示出孩子的悲惨境遇,告诉大家吸毒的恶果。她注重照片中的情感诉求,用镜头来讲述人与人之间那种复杂感情—丢丢和他母亲之间的爱恨交织,社会对丢丢的关爱,等等。居杨觉得,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下,人的悲伤、喜悦、伤害与真爱等情感,会真实地体现出来,更触动人的心弦。

这组摄影专题发表后,反响出乎居杨意料,短短三天时间就收到五万多元的捐款。

不久,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98禁毒展,《丢丢的故事》也刊登在这次禁毒展上,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人们通过《丢丢的故事》,真切地发现毒品不是远在天边的事情,它就发生在北京,发生在隔壁,甚至身边的好几代人都可能受到影响。这就是影像的力量。

后来,令居杨在拍摄之初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题材自己竟跟踪了整整八年。当其母表示悔过,丢丢回到母亲身边后,她一度打算结束报道,不愿再打扰丢丢的生活;但当居杨发现再次吸毒的母亲又将丢丢遗弃后,她重新又拿起了相机。

八年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系列的丢丢故事,体会到毒品的可恨和可叹;越来越多的人被照片感动,投入到禁毒事业当中。

这些让居杨一名年轻的记者意识到,媒体的力量可以如此之大,新闻工作者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其实就在拍摄的瞬间,就在发现新闻的镜头之中。

此后,居杨把禁毒当作了长期关注的题材。

八年过去了,丢丢不断长大;八年时间里,居杨不断成长。

她更加明白在今后的新闻摄影生涯中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拍照片好比练功夫”—

慢慢练,慢慢悟

摄影的门敞开了,方向也明晰了,但还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作为。

现在报纸照片越来越多,从事摄影记者职业的人数不断增长,可优秀照片有多少呢?

对于各个报纸而言,好片子还是供不应求;许多从业人员可能还没有作好准备,无论是在方向上,还是自身能力的积累储备上。

居杨回首自己所走的路发现,摄影记者对所从事领域的了解程度,自身的人生经验、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的合力,才是最终决定片子质量的力量。

这体现在如何发现新闻,怎么选择新闻上,它考验记者的观察力:视角是否独特,观点是否精到。如果一个记者平时只是忙于完成任务,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思考,到新闻现场后发现的东西就少,片子也会显得软。

譬如见功底的专题拍摄,要做好它,就远不是几个小时能完成的事情。

居杨因为拍摄丢丢开始关注中国禁毒,从而萌生了想去主要毒品源头金三角采访,了解当地情况及其禁种毒品对中国甚至全世界禁毒斗争格局的影响。

她作为《法制日报》的记者,一直与国家禁毒委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不断争取前往金三角的采访机会。2002年居杨第一次进入金三角采访,对那里毒品与武装相互依存的模式和种罂粟烟农极度贫困的生活有了直观印象,但觉得还不够,回来后就埋头第二次更深入的采访准备。期间她把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金三角的书都买回来研究,甚至历史传记、风貌风俗介绍等;再有,就是尽量采访禁毒委的官员或者金三角问题研究专家,了解毒品的历史形成,密切关注禁毒斗争的发展态势。

做摄影专题之前,记者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你的采访立足点在哪?居杨对一组专题的问题意识很看重;她以金三角采访为例,认为在那么大的原始森林,如果没有带着想法去拍,走哪算哪的浮光掠影,只能拿回一些猎奇照片,很难出打动人心;必须带着问题,沉下去,沉到现场里面,这样才能挖掘到问题核心,用镜头去告知人们:毒品是很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用复杂的方式来解决。

2006年的一月和六月,她又两次前往金三角。

对此居杨很感慨: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积累,这好比练功夫,需要用心修炼。这是慢慢拍、慢慢悟的过程,拍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够悟到,但拍完回头看时,会发现一些真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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