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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摄影记者的成长历程

—记第八届长江奖获得者居杨

万智炯

常人看成功者,通常只对他们身上的“光环”感兴趣;在一番啧啧赞叹后,许多人转身继续自己的生活,未尝想过要改变些什么;而这些成功者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少人问津—藏在成功背后的长期坚持,为之所做的种种挣扎,内心的煎熬,蜕变的痛苦,以及超越自我后的怡然自得。

他们曾经那么普通,就像路边的树苗;但是不断成长,缓慢而持久,最终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居杨,一名女摄影记者,亦是其中的一员。第八届长江奖获得者,现任《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曾获得摄影记者最高奖“金眼奖”、摄影艺术个人最高成就奖“金像奖”、第四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以及多个全国性的新闻大奖,受邀成为第51届(2008年度)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评委。她的头衔众多,闪光耀眼。同样,在一系列光荣的背后,是那一直追寻的梦想,实践梦想的快乐,以及,与快乐相伴的艰辛。

“有些东西可以选择”—譬如梦想

居杨对摄影一直怀有非同寻常的梦想,但梦想与现实存在着距离。

1991年,这个新闻摄影科班出身的女生满怀信心来到《法制日报》摄影部实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摄影记者。实习结束,报社对她很满意,但认为一个女孩,不一定适合法制新闻摄影记者这份原来由男人一统天下的艰苦而又危险的职业,就把她派到了广告部。

在广告部的居杨干得不错,收入多,还是业务骨干,但拿相机始终是她难以忘怀的情结。

五年后,居杨听说摄影部缺人,她马上冲到部主任王毅面前,急切地表达了自己仍然想当摄影记者的愿望。王毅被这种执着打动了,同意她试用一年。

居杨说,离梦想近了。

憋了好些年的居杨拿起相机就不撒手了。那个年代没有数码相机,拍得多,废片也多,她就悄悄自己掏钱买胶卷练手,晚上等同事们下班后,到暗房冲洗照片。当时夏天没空调,闷在将近40度的屋子里,放大机的灯泡有时一晚上都可能爆两三个,在充斥着酸碱味道的“蒸笼”里,她经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

第一年居杨拍了不少诸如《除暴安良》等片子,获得法制好新闻奖;在新闻摄影这条路上,她开始被肯定,成为《法制日报》第一位女摄影记者。

有些东西无法决定,譬如性别;有些东西可以选择,譬如梦想。

“丢丢教会我关注什么”—

找到拍摄的方向

有些东西是有缘起的。 很难想象,居杨摄影道路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受一个无助孩子的影响。

刚当摄影记者不久,居杨接到线索,拍摄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名叫丢丢。居杨在医院看到刚被警方解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的丢丢时,被这悲惨的状况惊住了。

后来了解到,这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一手造成。丢丢是单亲孩子,母亲吸毒,为买毒品欠下其他吸毒者的钱,就把丢丢抵押给他们。这些人吸毒后失去控制力,对孩子百般虐待,丢丢浑身都是被打和被烟头烫的伤。出于同情和义愤,居杨用了一个夏天的业余时间把看到的一切拍成了一组专题,起名《丢丢的故事》,又叫《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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