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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细节

作者:我很想了解一下“事实核查员”(Fact checkers)和“研究员”(Res-earchers)的工作。

詹姆斯·凯利:我们杂志的报道都要经过“事实核查”。有27个人负责这项工作,他们不仅仅是要核实某个报道是否客观真实。譬如,一篇报道讲到“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首都”,那么这一点在上下文都得有证明。在更高层次,得证明一个报道在大层面上符合真理。如果说“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首都,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那么就得去掉“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部分。这项工作既是编辑,也是核查。总之,好的研究员该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

作者:上面讲的都是对事实的核查,那么调研部分呢?

詹姆斯·凯利:我们有一个调研资料部(Research library)。在调研资料部有5个人。如果记者想知道曼哈顿有多少写字楼—这个问题有点荒谬—调研资料部的人就有义务提供这个数据。不过现在互联网上的资源如此丰富,有时上网查一下,要比跑到资料部便捷得多。

作者:《时代》周刊一项创举是“改写”(Rewriting process)或叫“小组报道”(Group journalism)。这种运作方式有很多优点。那有没有什么缺点呢?怎样去改进?

詹姆斯·凯利:在下面的情况下,“小组报道”会做得不好:我坐在这儿,我是编辑,我说,“我们写个关于一个人在中国的报道吧。”然后就大谈特谈如何写这个报道—这个那个都是我的观点。我通过邮件,在纽约与在中国的记者交流,搜集了许多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然后在纽约的记者把所有信息汇总起来,并以此写出一篇报道,但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并没有反映现实。又或者是:一个记者了解了我报道的想法,就努力写一篇反映我观点的报道,但却没有关注真正的事实。在四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就是这样,当时人们认为,杂志的总编辑和编辑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组织报道,而不管事实如何。当时在越南战争中,因为后方编辑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组织报道,“美国军方进展顺利”的报道充斥各大杂志,这种情况在美国及世界其它很多地方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反思。

现在我们的报道方式就不同了—根据具体情况,有的由一名记者独立完成采访和写作,有的由一个小组分工合作。像这儿就有一篇关于文化的,由一个人独立完成,他先是采访,然后再着手去写。也有“小组报道”的,像这篇关于一位巴基斯坦人的故事,它由许多人合作完成:前方记者进行采访整理成素材,然后送到某位写作者那儿,由他来组合各种素材,写出一篇叙述性的报道。这就是“小组报道”最理想的运作状态—但如果题材不适合,“小组报道”的结果会糟糕透顶。同样道理,在一定条件下,只有一名记者进行采访,然后写稿,结果很不错。但是如果那位记者采访能力不足,或者不擅写作,那么采用“小组报道”方式要比让他单干更好。

作者:也就是说,你们还有其它的模式。

詹姆斯·凯利:譬如这篇报道,凯伦·塔梅蒂做了大部分的采访,然后自己写了篇稿件。有人提供帮助,承担了一部分采访工作,但文章只写着“记者凯伦·塔梅蒂报道”。如果是十年前,这样的新闻肯定不会由一位在华盛顿的记者来写,而是由在纽约总部的撰稿人最后完成—这个撰稿人会得到所有的素材来写作,而凯伦的名字将排在撰稿人的后面。如今,“小组报道”比以前少多了。人们说起“小组报道”会带着轻蔑的语气,因为大家觉得“小组报道”是一种“独裁”,意味着是由我这样的高层来指挥,告诉编辑记者们某篇新闻故事该怎么写;或者太多人参与其中,拼凑出一篇报道,就像“厨师多了烧坏汤”,太多来源不一的素材拼凑出来的文章显得平庸乏味而无趣。

作者:我听说你们有一个专门团队去准备一些“常青项目”,就是些长期的项目和长期性的新闻故事。

詹姆斯·凯利:现在没有专门的团队去跟进长期项目,但我们的确有长期项目,也安排一些小组负责这些项目。但如果有突发事件,需要一位优秀写作者参与进来,他就得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在12小时内加入其中。

作者:除了常规性新闻报道,你们如何准备深度的或是备用的故事?

詹姆斯·凯利:我每一天都在考虑:接下来要做什么内容?未来四周、八周甚至十周呢?必须把时间与有能力的记者放到能产生出色新闻故事的事情上去。比如六周前开始做“最优秀的五位市长”专题报道。这可不是那种今天开始明天就能完工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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