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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披露案件侦破过程

□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系  沈正赋

 

4月28日首都某大报的报道《云南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归案 已经被省纪委双开》详细报道了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从神秘失踪、出逃国外到缉拿归案的全过程。然而,这篇报道却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细节和公安机关的侦破手段等敏感内容作了不适宜的披露。

比如,报道称胡星在出逃前“嘱咐陆立民(犯罪嫌疑人)新买两部手机和两个新号码”,为了达到保密目的,要求陆把“号码用电子邮件发出”;胡星为了进行反侦查,利用电话遥控指挥犯罪嫌疑人与警方“玩起了捉迷藏式的躲避跟踪‘游戏’”:要求犯罪嫌疑人“午夜时分”到达广州,“先进入中国大饭店,登上电梯,按下2、12、22等若干楼层,待电梯在二楼停顿时快速闪出,走楼梯回到大堂;接着直奔花园酒店,如法炮制,确信无人跟踪后,再到白云宾馆”;以及胡星“出逃路线”的巧妙设计、如何利用假护照成功逃往新加坡等犯罪细节。还有,云南警方在侦破此案过程中对胡星案情的详细分析、调查,以及“劝降”胡星所使用的方法等内容,均在报道中和盘托出,一览无余。

笔者认为,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新闻媒体在案件报道中涉及案件的现场分析、案情分析、侦察方向的确定等侦察手段,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等,均不宜作过细描述和公开报道。因为这类报道有可能会诱发刑事犯罪,或给类似犯罪行为提供恶意效仿的样本,从而加大公安机关破案的难度,提高迅速破案的成本。因此,这篇案件报道中出现的多处违规现象,无论对于该报还是其他新闻媒体来说,今后都应当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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