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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隐去了记者的身份


寻找人物的坐标

—方永刚事迹通讯《使命》和《源泉》采写后记

       陈万军  白瑞雪

 

采访是在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中开始的。 因为时间的紧迫,也因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对我们而言很是陌生的政治理论工作。最为糟糕的是,我们很久也走不进方永刚的内心。

在一次次否定中艰难前行

方永刚的健康状况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头脑清醒,即使在挂着吊瓶输液的过程中,也不忘向同事或学生交待他猛然想起的某件工作;他热情乐观,脸上丝毫没有大病之痛,而是轻松地与记者打招呼,跟医生护士开玩笑;他热情直率,面对媒体提问不假思索地侃侃而谈,就像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课。

出于对一位癌症患者的爱护,所有媒体只能在极为有限的几次集体采访中摘录各自所需的素材。方永刚充满激情的大嗓门让电视记者满意而归,但他越是如此激情,越是让我们揪心。

从业几年来的典型采写经验和并不丰富的人生体验告诉我们,人物的内心和外表总是有差距的。只有在跨越某个特殊的“破冰”时刻后,对方才会剥去外壳,敞开心扉——就像王顺友在那个有篝火和白酒的高原之夜,流着泪向新华社记者张严平讲述自己跋涉邮路20年的故事。

这个不知何时总结出来的“反差”理论在脑中挥之不去,让我们陷入了焦虑。

—采访太难。集体采访的形式本身就很难满足媒体的个性要求,更何况在众媒体的包围中,身为政治理论教员的方永刚虽然能“侃”,但不觉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模式化的回答。同时,我们深知休息对于目前已经有些体力透支的他来说多么重要。这几乎成了一对无法调解的矛盾。

一次集体采访结束后,记者不动声色地滞留了下来,想要找机会与方永刚单独聊上一阵。哪怕不能对话,就是静静地看着记者视线之外的他,也无疑会增加些感性认识。事实上,去年采写华益慰事迹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后来的文字,从这些观察中获益颇多。

但,就在方永刚向记者投来友好微笑的时候,护士长也发现了站在衣柜一侧角落里的记者。无论如何保证“绝对不影响方教授休息”,她还是捏着记者的胳膊,毫不留情地赶出了病房。

—挖掘故事和细节太难。典型写作离不开故事,故事铺展离不开冲突,就像任长霞的女人之柔与事业之钢,就像丁晓兵的伤残之躯与钢铁之志。矛盾愈激烈,写作的空间愈大。然而,要从方永刚身上找“故事”并不容易,他的几十年传道授业,似乎一直就是那么四平八稳。每个阶段搞研究和给不同人讲课的经历,也因高度同质化而缺乏跌宕与亮点。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方永刚经历太平淡,这是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的职业状态。

更要命的是,即使从方永刚的同事、朋友那里“挖”到了某些能称得上“故事”的事儿,往往也没有足够点亮读者眼睛的细节。

—写作同样太难。我们希望采访到动人的、深刻的事迹,也希望为这些事迹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形式载体。采写之初,我们想过在以方永刚对事业之爱的主线之外,用两条暗线贯穿主通讯:一条是方永刚个人命运改变的历史,一条是他的病情发展。很快,出于相关政策和“以人为本”的考虑,这两点都被摒弃了。采访本上积累的关于方永刚的点点滴滴,顿时成了断线的珠子。

我们又想,是否可以找到某个意象,用来作为人物精神的标志,就像焦裕禄用来顶着肝区止疼的藤椅扶手,就像给水团团长李国安身上的钢腰围。到采访结束时,这个想法同样落了空……

采访和写作,就在一次次否定中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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