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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隐去了记者的身份


自我保护:靠智也靠勇

       勇

 

拴在门边的大狼犬被放开了,呲着牙,目露凶光向我们扑来;同时,几个伙计神色不善地将我们围住……情况万分危机,不得已我只好打电话向当地警方求助,才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2000年这惊险的一幕至今仍令我心悸不已。当时,我以南方大药商的身份到四川资阳一个地下熊场—饲养并通过残忍手段抽取熊胆的非法场所—做一个调查,一切都很顺利,最后关头却出现了大麻烦:

实习生按照我事先的授意,趁我和熊场老板谈话,装作好奇踱到里面,悄悄拿出小型数码相机拍摄,她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不小心打开了闪光灯,二是在里面呆的时间过长,老板娘都产生怀疑了她还没惊醒,直到我情急大声叫喊;老板娘虽没看见她拿着相机,但肯定她在拍摄,同时也一下戳穿了我们的身份。

对于从事调查类报道的记者来说,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不情愿、甚至怀有敌意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手段。

隐性采访有时很简单,有时则必须经过精心准备,首先是物质方面:包括足够的费用(交通费用、交际费用或者公关费用等等)、交通工具(便于远距离、往来折腾以及运动中的采访,危险时还可以作为护身和逃生的工具)、精良的器材(包括摄影、摄像器材、录音器材、一些法律允许采用的高科技器材)、护身防身工具等等。有些时候,仅有物质准备是不够的,还得具备很多条件以及精心的谋划。

隐性采访最大问题是采访者的安全。

2002年上半年,湖南衡阳某医院发生震惊中外的凌辱医生案,我奉命前去调查,种种迹象显示,案件的发生跟当地黑帮有关,但当地有关部门及人员三缄其口。最后我采用隐性采访手段,不但证实确系黑帮所为,还进一步发现了黑帮渗透、插手医疗纠纷的怪异生态链。

我下了许多外围功夫,首先找到当地宣传部门,希望他们配合调查—一般来说,因为有容易受到阻碍、令对方加强防范、甚至通过背后运作扼杀报道等等情况,这样做是此类采访比较忌讳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他们当时的背景,2001年全国发生了好几起重大杀医案件,说明医患矛盾尖锐,而衡阳这起案件是在这之后的又一大案,上下都很关注,我虽然个人很不喜欢介入(这是个很重要的舒缓、瓦解对方戒备的心理暗示),但我受命前来,总得要完成使命(人之常情,可以让对方理解,同时也是一个暗示,我来调查并不是个人行为),我来这里之前,我们单位曾经知会过“上面”,我本人也到过该省省委或相关部门等等(也是“上面”的),他们都表示支持和配合,我的调查结果除了提供给报社外,最主要的还要提供给“上面”,至于能否报道,怎样报道,我并不是很关心,因为我做不了主……

当然,最后的结果一如意料中,他们委婉地拒绝了配合采访的要求,同时也对我进行了劝阻,但我还是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让他们知道,我也是“有来头”的,如果我出了事,“上面”一定知道,责任追查下来,他们难脱干系……我的安全有了很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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