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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隐性采访“底线”

     曹瑞林

 

“底线”之一:隐性采访的对象一般应为违法行为

隐性采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采访手段。隐性采访报道的对象一般应为违法行为,这是记者揭露、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匡扶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新闻真实性的必要手段。

在特殊情况下,对合法行为也可以进行隐性采访,但是,其一,前提是记者应当出于善意。这将避免被他人控告侵犯名誉权等其他合法权益。其二,被采访者处于公开场合。记者采访处于公开场合下的任何人,将避免侵犯他人隐私权的可能性。

用上述观点衡量,笔者不赞同类似“茶水发炎”的隐性采访报道。医院对患者尿液进行化验,是一种合法的、早已被科学证明是正确的诊断某些疾病的必要检查手段。个别记者试图通过这种隐性采访报道方式反映医疗单位乱收费问题,责任感值得肯定,但做法本身,不仅显示出采访者的非善意性,也把记者、媒体置于医疗行业的对立面,最终导致医疗行业对媒体公信力的质疑。

“底线”之二:隐性采访目的及行为必须合法

记者不管是对违法行为的隐性采访,还是对合法行为的隐性采访,都必须确保自己采访目的和行为的合法性。具体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两点。

其一、隐性采访的目的和动机必须正确。目的和动机不纯,必然导致行为不端。应该说,记者进行隐性采访的目的和动机大多是好的,但不排除个别记者以进行舆论监督之名,行蒙骗钱财等非法目的之实。笔者就曾参与处理过一起以敲诈勒索为目的的隐性采访事件。去年4月,某经贸类报纸采写了反映某县医院的题为《医德医风何在?》的批评性报道,该报将这篇稿件传真给医院领导审核,并在稿件上注明“若无异议,近日刊发”。县医院领导发现这篇报道所涉事实几乎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便委托我与这家报纸交涉。我仔细研究了这篇稿子后感到,此报道确系捕风捉影之作,这篇千余字的批评性报道通篇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名,指出的类似医生收受“红包”现象,没有一件真凭实据。后来,这家报纸有关人士在与医院领导个别交流意见时提出,只要医院在这家报纸上花数万元作个广告,这篇批评性报道就可以不发。此“条件”被医院领导断然拒绝,并表示如果刊发,就到法院提起诉讼。后来,这家报纸对那篇报道不了了之。

其二、隐性采访者不得以身试法。有时,记者会故意通过违犯法律的方法撰写报道,向读者和有关部门显示法律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漏洞。这种调查报道的动机虽然善良,但却不是理智的行为。如,有的记者为了揭露黄赌毒,就到某些场所考察性交易,这虽然可以成为重大的调查性报道题材,但冒险试法的记者却可能因违法受到拘捕。类似违法手段万万不能采用,否则,记者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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