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荐

信息终端的战略价值

做大做强新闻网站

努力拓展“中国式民主”的新闻报道题材

聚焦媒体渠道变革

泛娱乐化浪潮与主流价值观传播

在重大采访中体验数码摄影

奥运赛前报道策划与组织

做首席记者:激情与挑战


“商业逻辑”主导下的主流价值观传播缺失

在杨父生前的文字里,记者发现了他控诉媒体欺骗行为的信件。“媒体说的、写的,给了我们巨大压力。” 临死前的杨父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回顾“追星女”悲剧事件的始末,我们不由对活跃其间的媒体角色发生了质疑甚至诘问。

2006年3月,地方媒体报道杨丽娟追星事件,网络立即转载,一批媒体迅速跟进。当地媒体更是联合一些媒体和网站启动名为“圆梦行动”的计划。显然,这则娱乐新闻在媒体的策划下渐渐放大为一场公众欣欣然旁观的“追星”闹剧。

2007年3月27日,悲剧发生后,媒体立即投入这场难得一见的“新闻战”。据说“参与追访的传媒几近30家,场面庞大如采访大人物。”锲而不舍的追踪、连篇累牍的渲染、事无巨细的报道,甚至为了抢到“独家报道”某些媒体不惜玩起了“藏匿”的噱头,为了迎合主人公的追星需求不断推波助澜。

上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新闻业开始出现的娱乐化倾向,正是市场驱动新闻业的结果,由此在西方产生了新闻专业主义和市场驱动新闻主义的内在冲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新闻界也出现了类似苗头:一些严肃的新闻节目让位于吸引眼球的娱乐节目,一些高雅的文化访谈节目让位于搞笑的此“秀”彼“秀”。

而原本以传播主流价值观为使命的一些的新闻媒体在娱乐风潮的冲击下,对于转型时期的重大问题、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关乎民生疾苦的主流话题却常常处于“失语”的窘境中。

今年3月31日,杨振宁、陶一之、张霞昌、苏震西、章子怡等11位名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接受了“2006影响世界华人”的殊荣。“然而,与媒体闪光灯频闪和北大学子高喊 ‘章子怡,章子怡'的狂热相比,找到破解H5N1病毒方法的美国休斯敦莱斯大学女科学家陶一之、发明纸质电池的芬兰Enfucell公司首席技术官张霞昌等科技明星,却被媒体和大学生冷落。英国广播公司就此撰文称,中国传媒只重视炒作娱乐明星,不重视报道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这种导向与当前国家倡导的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主旋律相去甚远。

大众对娱乐的需求本无可厚非,媒体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应强加指责。但是,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来说,娱乐功能的泛化必然挤压和侵占了其他社会功能尤其是“传承文化功能”发挥的空间,严重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最终损害的是公众利益。

传播有利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价值观,应视为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天然责任。尤其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新闻媒体更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使命。

主流价值观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代表性”,代表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二是“导向性”,对于主流社会产生现实的精神导向。因此,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不仅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取向,而且关乎主流社会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正在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尤其需要进取的、健康的、高尚的主流价值观来引领全民的精神境界,从而不断提升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发展水平。

批判与创新: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艺术

何谓现阶段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统而言之,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一主流价值观可以具象地表现为奉行集体主义原则、坚持诚信教育、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重塑公民素质和国民性格上,新闻媒体应着力于弘扬自尊、正义和博爱的品性,积极向上且自强不息的精神,勇于内省且敢于担责的价值观念。

目前新闻媒体在主流价值观上的传播缺失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迎合媚俗”。一些媒体为了争夺眼球一味迎合,不自觉地放弃了本应承担舆论导向的“批判武器”,就在“造星”“追星”运动不断升级的同时,包含公正、仁爱、道义等普世价值元素完全被虚置;二是“曲高和寡”,我国新闻改革进行到今天,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已取得不少突破,但在传播策略和话语表达上,一些媒体依然停留在单向度的“宣传”上,忽略受众心理需求,难以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其结果是形成“高处不胜寒”的传播障碍。

针对上述两种现象,对于逐步走向成熟的中国媒体来说,探讨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艺术将是个永远常新的话题,更是当务之急。而坚守舆论批评阵地的同时,不断创新传播方式,不失为当下两种有效的传播策略。

批判是媒体发挥其“监测”“协调”功能的手段,也是实施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不论在何种传播环境中,尤其是市场原则入侵大众媒体带来乱象环生的当下,媒体更不能轻易放弃舆论批评的阵地,迷失在泛娱乐化狂热中。

创新则是提高传播艺术的有效“法宝”。对比央视两档“阳春白雪”类节目的不同命运,或许能从中得到些启示。一面是“文化视点”栏目的黯然收场,一面却是“百家讲坛”栏目的红火升级。从传播艺术的视角看,“百家讲坛”充分利用电视特性,顺应当下受众的文化需求,将“学术”与“娱乐”进行深度嫁接。其成功并非偶然。

值得关注的是该节目在传播方式上的创新。诸如“把讲台搬到了室内演播室,加强了内容结构的组合和包装,加强了影视画面资料的运用,甚至强行规定过‘三分钟专题片导入’制度,注意悬念和起承转合”,从而让学术走下神圣的讲台,在受众中产生了良好的亲和力。其次,节目把握住当下受众的双重心理需求:既需要“文化”的精神滋养,也渴望“娱乐”的心灵放牧,从某种意义上,《百家讲坛》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娱乐”。

可见,我们需要忧虑的不是主流价值观传播缺少受众群体,而是无法洞察、发掘受众潜在的需求“富矿”,更是无法始终抱持舆论批评的勇气,以及不断勇于创新的精神。(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财经新闻研究中心) 

©2007 《中国记者》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总编信箱
cjlxh@xinhuanet.com  编辑部信箱:zgjz@vip.sina.com  网络互动平台:24687113@sina.com  发行:010-63073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