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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追星女”悲剧事件,透视泛娱乐化浪潮下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缺失及其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可行性的对策,可以给媒体提供理性的警示。

 

泛娱乐化浪潮与主流价值观传播

—从“追星女”悲剧谈起

       张立勤

 

“追星女”杨丽娟疯狂追星13年,6次进京,3次赴港,耗尽青春、家产,老父为此卖房甚至几欲卖肾,绝望中终于蹈海自溺走上了不归路。这条能挣到无数眼球的新闻自然引发了媒体报道的狂潮。在泛娱乐化浪潮席卷报纸、电视、网络的当下,公众或许第一次活生生地感受到“娱乐至死”的残酷。

随后,由此引发的热议很快将一则娱乐新闻演变为一场关乎教育、社会、心理、媒体伦理的深刻省思。

“泛娱乐”语境下价值观的扭曲错位

一切都可娱乐,一切都是娱乐,“明星代替了劳模,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理论,娱乐覆盖了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杨丽娟疯狂追星13年的曲折历程、种种细节,在悲剧发生之后很快被各路媒体纷纷挖掘出来。比如,16岁的“星”梦使她发誓“不见刘德华,我决不嫁人”;从此,“电视上刘德华的演唱会成了杨丽娟每天的必修课,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从各种娱乐杂志剪贴下来的刘德华的照片”。 “偶像至上”压倒一切,不学习,不工作,疏离社会,淡漠亲情。阅读、倾听、追随、做梦,这一切人生活动的唯一诉求对象便是—偶像刘德华。

我们不难发现,在杨丽娟成长的13年里,她接收的外界信息单一而有限,教育的中断,家庭的封闭,使她偏离有助于塑造成长期青年的健康路径,这直接导致了她精神世界的自闭乃至偏执。

杨丽娟追星13年,正是中国传媒的娱乐浪潮狂飙突进的13年。步入上世纪90年代后,“娱乐至死”的口号甚至成为继“造星”“捧星”和“追星”之后的中国媒体势将娱乐进行到底的“精神旗帜”。而在媒体、公众和公关公司的“合谋”中,一场场“造星运动”“选秀活动”将举国一次次带入无理性的娱乐狂飙中。受众娱乐需求的大释放带来的是商业运作的大成功。

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正视、还原了媒体的娱乐功能。但近十年来随着娱乐功能的不断强化,“泛娱乐化”成为当下新闻界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之一。除了一切原本提供娱乐的媒体形态和节目形态外,新闻的娱乐化成为“泛娱乐化”的突出标志。

有学者认为新闻的娱乐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影视报道“星”闻化,即媒体是各类明星的创造者;硬新闻软化,即竭力从硬新闻中“提炼”出娱乐性因素;悲剧事件幽默化,即以“黑色幽默”的调侃笔法描述悲剧性事件。

依据拉斯韦尔和赖特的理论,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同时滋生着负功能,即鼓励逃避主义,纵情享乐,降低大众品味,阻碍艺术发展。显然,“泛娱乐化”带来的后果尤其严重。

首先,媒体娱乐功能的强化、泛化必然削弱甚至剥夺了其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其次,造成大众文化的低俗化,公众对重大事件的冷漠无知;值得警惕的是,泛娱乐化轻易俘虏的受众,便是正处于人生观形成时期的杨丽娟们。他们盲目崇拜“追星”文化,判断力和思考力不断弱化,价值观人生观一步步扭曲错位,最终必然沦为娱乐魔弹一击就倒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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