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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报道的调查路径设计

         静

 

调查路径是调查性报道

重要的构成要素

和其他报道形式只报道事件的结果不同,调查性报道更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内在、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它的魅力在于,不是停留在事实的表象上就事论事,而是力图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所以调查性报道强调和展示的,往往不是事物单纯的发生、发展过程,而是记者如何通过艰难深入、丰富细致的现场调查和逻辑推理,层层剥笋般接近并揭开被遮蔽或被尘封的事实真相的调查过程。

为什么调查性报道要体现调查过程呢?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将记者的调查过程隐去,直接将调查结果也就是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呈现出来,即使调查者自己认为再全面、客观、接近真相的调查,受众也会有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描述是真实的吗?……

和其他报道形式相比,调查性报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非常强调调查的路径,也就是采访的先后次序、主次关系:先采访谁、后采访谁,先从什么渠道拿到什么证言证据再去约见哪位当事人或相关人。因为有时在调查路径上的一个闪失,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或者调查被误导,偏离了正确方向;或者关键证据被销毁、重要当事人失踪,调查陷入僵局……不仅如此,调查过程中记者还需要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已设计好的调查路径进行相应调整。

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路径常常作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在报道中显现。很多调查性报道都以记者的调查路径行文,实现结构的逻辑化。它们通常以调查时间的推进为纵线,以调查涉及到的当事各方之间的平移为横线,呈现出完整的调查过程和清晰的调查路径,引领受众逐步接近事实真相。

被采访对象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决定调查路径必须精心设计

调查性报道往往头绪纷繁、背景复杂,涉及的当事人众多。出于利益的考虑,每一方当事人都可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叙述事实。于是记者常常遇到的情况是:当事各方各执一词,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为了报道的全面、客观、理性,记者需要对他们的话多方求证,从中找出疑点,重点突破,从而全面地还原事实真相。

由于各种利益链条相互交织,和其他报道形式相比,调查性报道涉及到的被采访对象之间关系更为复杂、微妙,他们可能相互影响,相互制衡,所以先采访谁、后采访谁,效果往往大不相同。这时,采取怎样的调查路径就变得异常关键了:有些被采访对象提供的材料有可能引出其他人抛出更多的情况,这样的被采访对象就适合先采访;有些被采访对象可能是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人,一旦得知有人调查,会想方设法地阻挠,导致其他重要的被采访对象“失踪”或者证据被销毁,对他们的采访,当然适宜调查即将结束时进行;还有些被采访对象心有顾虑,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沉默,如果记者没有掌握一定的能劝服他们的证据就贸然让其开口,很难得到他们的配合。

正是由于被采访对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他们对彼此的影响,所以调查性报道特别需要记者根据被采访对象之间的利害关系揣测出他们各自的心理,据此设计出科学、合理的调查路径。

调查路径决定调查性报道证据的获得

在事实真相和相关人物之间,其实存在一种“同心圆”的关系:最逼近圆心的,是当事人;其次是参与人;再往外是目击者;然后是知情人。越内层的人物提供的信息越有价值,越不可替代。

设计调查性报道的调查路径时,常常遵循这样的规律:记者从当事人、参与者、目击者、知情人四个层面,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按由内向外的先后顺序采集信息;如果内层信息由于特定原因难以获得,记者就跳过内层转向次内层,在一个由事件相关人物构成的立体空间中,并行不悖地获取信息。

来看一个实例。

2001年,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曾调查过一起矿难的真相。线索来源于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信说,湖北省赤壁市官塘驿镇一非法小煤窑不久前发生透水事故,结果煤矿矿主欺上瞒下,由于消息被封锁得很严,矿难发生的具体日期、遇难矿工的人数和姓名,举报者都不知晓。

对这样一个匿名举报的线索,从哪里开始调查呢?

在仔细分析当事各方的心理和彼此利害关系之后,记者决定从“遇难矿工家属”开始调查。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呢?

在这起事件中,事发煤矿矿主可视为“当事人”,当地有关管理部门可作为“参与者”,幸免于难的事发煤矿矿工为“目击者”,遇难矿工家属则是“知情人”。矿主和有关管理部门最了解内幕,本应首先找他们采访,但是可想而知,一旦得知记者调查,他们很可能会阻挠,所以对他们的采访,必须放在调查的最后进行;幸免于难的矿工,原本是记者调查矿难经过、死伤情况以及善后处理的合适人选,但由于和矿主之间的雇佣关系,他们十有八九不敢与记者接触,所以调查初始阶段不适合采访他们;而遇难矿工家属,本处在四层“同心圆”的最外围,在前三者不愿或不能透露信息时,既了解一定情况、又能摆脱利益集团的控制、心理上也可能有揭露真相愿望的他们,就自然成为记者最先采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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