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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哈尔滨电视台记者、第七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郑鸣

       本刊记者    

郑鸣,男,1956年出生于哈尔滨,现为哈尔滨电视台高级记者、纪录片部主任。

中学毕业后当过工人、战士、电台值班员,曾到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进修。擅长创作大型纪录片,曾两上北极、两下南极,近年来带摄影队环绕中国周边各国,践行“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和谐外交思想,创作了“睦邻”“兄弟”。曾获得“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作品多次获奖。

 

有时候,郑鸣看起来就是一条典型的东北汉子: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儿,大大咧咧,不讲究吃,一天有一顿饱饭就行;不在乎穿,穿过儿子的旧衣服;无所谓生活细节的完美,并在被同事嘲笑时顽强捍卫自尊:“这没什么吧?!”……

但更多时候他是不典型的。

“北极、南极、周边邻国、穆斯林兄弟国家,一般省会台记者只在地图上看看而已,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但郑鸣将到达这些地方一一变成了现实。”

—同事眼中的郑鸣

郑鸣的舞台越来越大,他让省会台同行们的心也跟着越来越大。

早年间

在当记者之前,郑鸣的经历并不起眼。

1975年,19岁的他到海军服役,是那种没见过海的“不地道”的海军战士;4年后复员到哈尔滨电台,边读电大边做值班员。 1981年,父母都是职业记者的他做了记者。和所有新手一样,从零起步,跟着前辈们跑采访、熟悉情况,日子平平淡淡。

第一个机会在1985年降临。那天,他外出采访时突然遇到惊马拖着板车在闹市狂奔,便拉开面包车门探身车外要求司机贴近紧跟。这部抢拍的作品《警民奋力拦惊马》获1985年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

然而荣誉带给他自我肯定,更带给他反思:作为职业记者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带着这个疑问,他当年便决定脱产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很多西方大牌记者到学校做讲座”,他们讲新闻采写技巧,讲职业操守,讲很多从未系统学习过新闻的郑鸣所不知道的知识,“这让人的视野逐渐开阔起来”。毕业后,郑鸣有了明确的方向:专注于纪录片和专题片—他要在节目中注入自己的思考。

“高龄”跳槽

2001年,45岁的郑鸣跳槽到凤凰卫视。

“我是带着理想去凤凰的。”郑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在纪录片创作圈里已经小有名气。

一是因为他胆子大,跑得远。1991年,他只身拍摄制作的22集电视纪录片《苏联纪行》是中国记者摄制的关于苏联的最后一部纪录片;1994年,凭借两本俄汉和汉俄字典,独自搭乘俄罗斯货轮,郑鸣成为中国记者在北冰洋上远距离航行的第一人,他只身搭乘俄罗斯的货轮,在核动力破冰船的领航下,从北欧的摩尔曼斯克沿北冰洋的东北航线,经白令海峡到达中国烟台,拍摄了5集纪录片《航行北冰洋》;1995年,他随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滑雪到达北极点,成为到达北极点的七名队员之一,除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回传新闻外,还摄制了30分钟的纪录片《北极的太阳》,该片成为1996年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北极科学考察委员会惟一影视纪录资料,同时获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当年度二等奖。

二是因为他做事肯花心思。植树模范马永顺曾是多家媒体关注的热点,唯独郑鸣的片子与众不同。他花三年的时间,每年两次进林区和老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最后做成的纪录片《马永顺的一辈子》自然是范本。

在凤凰卫视,郑鸣干的还是老本行—纪录片创作,并参加了当时凤凰卫视的大型活动“两极之旅”。“这是我的学习之旅”郑鸣说,他见识了更国际化的节目策划思路、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学会了怎样运作大型活动。

然而尽管收获良多,郑鸣还是在两年后离开了凤凰卫视。“我是带着理想去的,也是带着理想回的。”在“两极之旅”路上,他萌发了沿周边国家走一圈拍摄“睦邻”的想法,却未获凤凰卫视支持。正在这时,哈尔滨电视台新台长上任,支持他的想法,并极力游说他重返岗位。最终,“睦邻”没能在凤凰卫视覆盖的全球华人区播出,却在国内外的许多电视台获得了不错的收视表现。

“出国采访几个月,每位队员多少都会有些情绪波动。但作为带队人,他不仅要调节自己,还要统筹全局。压力很大,他却笑着反问我‘难道男人最大的美德不就是忍耐吗’。”

——同事眼中的郑鸣

2005年3月,郑鸣终于梦想成真,他带着由4辆越野车、12名记者组成的摄影队,历时半年,从哈尔滨出发驾车穿越采访了与我国陆地接壤的13个国家和隔海相望的8个国家,制作成百集“睦邻”系列纪录片。

2006年11月8日,郑鸣再次出发,带队访问了18个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冠名“中阿友好万里行”,2月8日返回,节目正在后期制作中。

当梦想照进现实

“我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郑鸣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众多邻国的国家。如果我们和这些邻居们都交好的话是一种情况,都交恶的话又是一种后果。我就是想为邻里之间和和睦睦做点事。”

当然,好作品背后一定充满艰辛。这两次长距离采访让郑鸣和队友们饱尝了忍饥挨饿、坏天气、车祸威胁、连轴转工作的滋味,有时甚至如千钧一发般惊险。

2005年 6月7日,“睦邻”摄影队结束在吉尔吉斯的采访后,驱车行驶在帕米尔高原,计划于当天通过海拔4855米的博尔德伯山口进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当他们赶到吉塔边界时已经是傍晚6时,刚刚还是晚霞灿烂的天空,转瞬间就是阴云密布、大雪横飞。办理完所有的入关手续已经是晚上8时,这时的大雪已经转成暴雪,一尺厚的积雪完全覆盖了远远近近的山峦与沟壑,再加上夜幕和浓雾降临,根本无法辨认道路。塔吉克边防军军官警告他们,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原地不动在车上过夜,若行车则凶多吉少。这时全队多数队员有程度不同的高原反映,头痛、心悸、气短、乏力,如果大家挤在车里过夜,从半夜到天亮之前许多队员都将面临诸多生命指数的严峻考验。怎么办?迎风停好车辆后,大家只好找来车上能吃的咸菜、大饼、方便面等充饥,后又翻出御寒服装和衣而睡。到了晚上九点多,气温降到零下10多度,许多队友已经昏昏睡去。这时突然从塔吉克方向驶来两部越野卡车,在雪后的山路上轧出两条深深的车辙,能见度也有所提高。征求了塔吉克边防军的意见后,他们立即顺车辙方向下山。又是连夜高原行车6个小时,凌晨3时他们终于赶到一座海拔较低的小镇……

突然降临的考试

记者的判断能力,首先来自知识储备,其次来自敏锐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考。对突发性事件,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与平时的知识储备量有极大关系。在郑鸣偏爱的长距离境外采访中,这种突然降临的考试更多。那么,他能每次都交上满意的答卷吗?

《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叶研曾经和他多次合作,并担任“中阿友好万里行”总领队。“一本一本地看书,尽可能多地向专家请教。”叶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境外采访的必修课。出发前,郑鸣已经对我们要穿越的数十个国家情况了然于心,他的策划书写得尤其好:准确、大气。”

这得益于他不区分教室内外的学习习惯,也缘于多年前受到的那次教训。 1991年8月20号,他一个人拎着摄像机,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等待第二天返回哈尔滨的航班。早晨9时左右,房间里其他的电视信号突然全部中断,只有苏联中央电视台在播出刚刚发生的一则新闻。

“我听不大明白那位漂亮的女播音员一脸严肃地说着什么,但从画面中我感到莫斯科正在发生一场严重危机,坦克已经开到当时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前。叶利钦—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总统—正站在坦克上向围观的市民和军人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讲演,身后的白宫大楼已经有几发坦克炮弹炸过的痕迹。我当时第一个判断是苏联发生了政变,这可是天大的新闻。”郑鸣说,“接下来我就想我该怎么办?第一个念头就是借钱买张机票飞到莫斯科记录下这千载难逢的事件。我还想到即使单枪匹马飞到莫斯科,我能抵达红场吗?我能赶上这场政变吗?最后我还能平安回来吗?”

在当时的苏联,外国人要想打国际长途要到电信局国际科,从哈巴罗夫斯克打电话,要人工接转到莫斯科,再到北京最后到哈尔滨,等于在半个北半球绕上一个巨大的“U”字形,一个国际长途如果三四个小时能叫通就是快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向台长请示这件事。身边又没有什么人可以商量。他郁闷极了,一个人到黑龙江边散步,反复权衡,最后的决定是“回国”。

“到家里一看央视新闻,我立刻傻眼了。原来当时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被解除职务’,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六个月,这就是加速苏联解体的‘8·19事件’。”郑鸣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从此更理解了学无止境的含义。”

“你不知道跟他一起工作多累!就拿今天说吧,哈尔滨下着大雪,我一早起来赶到单位,却发现主任的车已经盖了厚厚一层雪,不由一阵愧疚。但转念一想,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到得比班车还早呢!”

—同事眼中的郑鸣

长距离采访的成功离不开团队协作。在郑鸣带领的摄影队里,几乎各个都是信奉“脚底板下出新闻”的勇敢者。但和郑鸣共事,仍然是“痛并快乐着”。

生活是工作的一部分

郑鸣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六点到办公室,有时七点就开始“抓人”—给同事打电话,大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来上班”。

“跟着郑鸣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哈尔滨电视台编导赵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不,‘睦邻’的片子还没编完,‘中阿友好万里行’的后期制作又排过来了。”

对他来说,生活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恰恰相反。譬如说,他吃饭是“五个行”,即:“吃与不吃都行、早吃晚吃都行、吃好吃坏都行、吃多吃少都行,有一顿让我吃饱就行。”这当然让大多数人吃不消。

但分长幼,不分尊卑

都知道跟着郑鸣干太辛苦,但诱惑—“做大事”的渴望以及宽松的工作环境—同样难以抵挡。

2003年,哈尔滨电视台成立纪录片部“郑鸣工作室”。当时仅有6人,现在已发展到20余人。不少人直接跟他说:“郑鸣,我去你那儿工作呗,干啥都行。”

“我们省会台记者往往囿于市内。”王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郑鸣却印证了他最爱说的一句话‘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他为了“睦邻”这部大型纪录片的拍摄,写策划书、做可行性论证、拉赞助、找合作伙伴,不厌其烦历时三载。受到感召,王蓉从采访他的记者变成了他的下属,甚至连他最爱说的那句话也成为了王蓉的座右铭。

夏宇从哈尔滨电视台跳槽后才逐渐了解郑鸣,但很快被打动了,毅然放弃在北京月薪过万的工作,投入到“睦邻”创作中。“他是一个用行动作表率的人。”夏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作为总导演,他总是扛着架子、背着包,走在最前。这时常让人扪心自问,我一个年轻人如果偷懒对得起谁?”

赵咏也是一个追随者。在她眼里,郑鸣分长幼,但不分尊卑。他帮女同事提重物;天晚时送没车的年轻人回家;尊称所有带过他的长者为“老师”,但不允许同事自称“下属”,说大家是合作关系。“他是只求做事的人。和他一起工作确实累,但感觉有奔头。”赵咏说。

 

他不关心仕途,不关心赚钱,满脑子是做片子。在家里,房子不大,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家人有时也抱怨。“从小时候起,不记得他曾陪我玩耍过。”郑鸣20岁的儿子郑刚阳在采访中说,“也不记得他曾在出差时给我带过礼物。”

因为当他带着摄像机外出时,不管到哪里,他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采访。 “我能感觉得到,他刚获范长江奖时非常激动。这个奖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满足。”郑阳刚笑言,“就是苦了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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